林尔蔚先生访谈录：我在商务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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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方面也是这样。以前几年都出不了一本书。如汉语教科书，外国人很喜欢，销路很广，国外也有出版社想和我们合作编写日语教科书；《英语世界》的出版，除了自己，实际也是靠外国语学院的李赋宁、许国璋等一些老专家；《汉译名著》是依靠一大批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其实这也是商务的传统。1958年恢复独立建制之后，陈翰伯就提出了“开门办社”的口号，依靠知识分子出意见、定选题。他提倡商务印书馆应该“谈笑有鸿儒”，商务的编辑要和学术界有广泛的交往，他说能不能跟高水平的作译者交朋友，是一个编辑能力是否称职的表现。这些优良的传统，应该继承。

另外，商务自己本身队伍也要壮大。我做总经理以后，加强了汉语室的力量。语言所编了一部分词典，我们自己的编辑也还可以做很多别的事情（指编别的词典）。后来王维新、张万起他们搞了《应用词典》，赵克勤他们编了《古今汉语词典》。

许国璋先生对我讲，你们可以搞一个研究所。因为商务做的许多事情是翻译工作。如果我们成立研究所，对这些工作进行研究，出一点专著，那么在语言文字上、思想上对世界文化起的作用就大一些。我喜欢看有关商务的书，我想，怎么用商务传统把她发展得更好一点。一百周年（馆庆）还做馆庆准备，布置这个那个的工作，结果退休了。年龄是到了，我觉得商务刚刚要火起来……

商务的传统是财富

那时我的工作，一方面是《汉译名著》——整得更加完善；一方面是辞书出版。邓小平同志说，要花几十年的时间翻译出版世界学术名著。但是汉译名著多得不得了，标准也不一样。我们自己要弄一个比较完整的。有些方面如心理学、哲学等还要扩充。商务印书馆到一九三几年的时候全世界数一数二，她靠什么？商务印书馆要继续发展，靠的又是什么？我看商务历史，觉得不能把她搞坏了，只能把她往好了发展！怎么发展？先看看老祖宗怎么说的。商务的传统非常丰富，再走别的路，怎么走？离开了商务的传统能做什么呢？所以我坚信，要恢复、发展商务，就是一个：“传统”！商务印书馆过去把外国的文明引进来，同时也光大中国文化。中国古代的文化怎么跟现代结合，怎么使她繁荣，看我们出版什么了。我们自己想得出来吗？要从传统那里传承下来。我始终是这样想的。

商务的文化财富很多，但是要花力气开发，也不是抄抄弄弄就行。我觉得语言出版和社科出版都要有作为。其实商务古籍出版从前也是厉害的，比如我们有《四部丛刊》。后来商务通过《现汉》影响到语言教学，从而促进汉语言的现代化。文化大革命之后语言研究和出版水平整体下降了。其实汉语语词义项很丰富，用来写文章可以写得非常漂亮。通过（发掘）古典的，再以《现汉》为支点，在语言出版方面拓展一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影响可以起来，哪个国家都比不过中国！应该说，中国是站在世界文化的顶峰的。

人才是关键

50年代商务恢复独立建制的时候，是七拼八凑起来的。商务老人没有了，力量很薄。汉语方面就是个吴泽炎，其他的人都是后进来的。所以商务发展到跟语言所一起编《现汉》，很不容易。培养汉语的人才不容易，要懂外文又懂古文又懂今文，底子要好。汉语的人员我都想多进。那时候进的，我还觉得商务人才的培养，应该走胡愈之、沈百英、高觉敷式的道路，即“自我培养”。因为商务出的书，根源深，涉及面广，也不是哪个学校能培养出来的，要靠自己钻研、摸索、奋斗。

商务语言出版这一块阵地，念想的人很多很多，有不少人来挖商务墙角。编词典要花大力气，要下功夫的。有的单位不大愿意做这种枯燥的事情，就来挖别人的墙角。以为编纂出版辞书，又有名又有利，都想搞。又是“规范”不“规范”了，又是来抄袭了，多得很！有一本书，语言所编的《拯救辞书》，从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干扰不知道有多少！但商务的力量强，想挖也不容易。最后这些大词典都还是要在商务出。

我们做古汉语词典，和人民大学合作，后来北大的几位老师也参加进来，我担心搞的成搞不成，总算成了。古汉语词典基本上由小做到大了。所以要有人才，要有志气，有毅力，才能做起来。选题很多，材料很多，你要变成可用的选题。你说世界名著，全世界几万种，怎么变成我们的选题？王云五搞了很多，《万有文库》什么的，太广了，什么都有，能够有再版价值的，还是文史类的，科学方面的选题，再版少一些。还有的选题和时事结合，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有的选题今天看不见实际的用途，明天可能很有用处。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要靠人。

总之一句话，我在商务一辈子，就是干这么个事儿，干了一点，没干完。就是这么个经过，有什么漏了的，请原谅。（访谈助理：石琨）

原文标题：林尔蔚先生访谈录：我在商务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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