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尔蔚先生访谈录：我在商务一辈子

图书工作室 讯：

张稷：前些年，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同志到商务参观，带了所有在京的孩子们，杨总接见了他们，在皇城食府设宴招待他们一大家子。于若木说陈云在家里常常提起在商务的日子。老人们说，商务印书馆恢复独立建制，有陈云同志的作用。

林尔蔚：陈云和商务老人的故事，上海的工人知道的相当多。陈云同志关心商务老人，也通过这些老人来了解社会情况。我总想，我在办事处那次，陈云同志突然来商务，不光是来看看地方，是有用意的。后来我做总经理的时候，又成立了“上海办事处”。那里的同事告诉我，陈云同志曾经叫办事处关心这些老人，他说不要让这些老人觉得革命成功了，生活反而不如以前了。所以上海办事处同事逢年过节，经常慰问这些老人，问生活怎么样啊，有什么困难啊，给他们送去补助，做了不少事情。

陈云同志参观上海商务旧址

张稷：说说您在办事处见到陈云同志突然造访商务的事儿好吗？

林尔蔚：商务恢复独立建制前大概1956年，我在上海办事处。一天，陈云突然一个人上到三楼，坐在会客室里面。我们一个工友跑过去，陈云就问，你认识我吗？他说我认识，你就是陈云。办事处有个副主任沈季湘，陈云去见他，说：“我是陈云。”沈季湘说，哎呀陈总理怎么怎么……陈云马上说，你讲得不对，我是副总理，总理是周恩来。后来沈季湘就叫他副总理了。出来以后，陈云从顶层五楼一直转到底层门市部。他看见一个挂钟，就说，我们小时候还打这个钟片呢。沈季湘也不知道情况，就说这是剥削工人，陈云笑笑也没说什么。其实那个钟是考勤用的。后来又转到饭厅，陈云说我们在这里吃饭，还在这里打过架呢！每走到一个地方，就说这个地方过去是什么。最后到了他工作过的仪器柜（在当时商务的营业部里，部分柜台也出售文具和仪器等），他说，我在这里做过学徒，那时我个子小，人矮，够不上这个柜台，下面还弄了个凳子垫着站起来（陈云1919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原名廖陈云，时年15岁）。陈云又说起好多人在上海找不到商务印书馆，说着，他就起身要到对面马路去找商务印书馆的牌子。一到马路上，车子特别多，公安局的人惊慌了，派了好多人赶紧拦住。他走到对面五洲药房找商务的牌子，没有。1958年恢复商务印书馆，正是陈云同志写了信（的缘故）。后来把中国图书发行公司的一个门面改成商务印书馆上海某某部，挂了好几十年，又在中国图书发行公司设立了一个商务的书柜。那时候汪道涵也经常到柜台上去买书，非常关心，这是后话了。

（这个房子）陈云在的时候就没人敢动，没人敢拆。陈云去世之后，房子也拆了，招牌也撤了，天通庵路的印刷厂拆了搬浦东去了！陈云同志对商务这么挂念，我觉得这不是很符合陈云同志的心愿。上海人也特别想念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你哪怕在那里搞一个分馆，挂一个门牌也好。上海几代人对商务都特别惦记。

三、公私合营中的商务

驻馆董事

张稷：公私合营的时候，您在上海办事处工作。当时的公私合营、收买股票的大部分具体工作，正是上海办事处的同仁完成的，您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了。

林尔蔚：1954年公私合营以后，厂里成立人事科，我和另外三个同事一共四个人调到那里。人事科的科长叫周体育，是杭州人，调来当人事科长，也是支部书记。我就在人事科里管劳资，后来又去上海办事处工作。公私合营以后商务并入高等教育出版社，高教社里只有商务的一个编辑室，出一点商务的老书。在上海有个办事处，挂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两块牌子，有一个主任，几个副主任。我记得有一个“驻馆董事”叫俞明时，他跟商务以前业务上没什么关系，是做股票的，他商务的股票比较多，是商务一个股东。身体不太好。他在商务做“驻馆董事”，也不管什么事情，只管签字。记得有一次，他签字的时候睡着了，这个笔一下弄出一个大墨坨，字没签上，涂了一大团墨，后来就让他回家了。

赎买股票与排印教材

当时商务在上海没什么大事，北京的高教社里面成立一个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很多人都调去北京。上海有两件事，一件是赎买股票。公私合营，要评估财产，国家收回股票，就不是私营的了。国家有个“赎买政策”，商务的股票按一个价收回来，还算利息。所以商务印书馆好多股东就来卖股票换钱，钱由国家给，就算国家收购了私营股份了。我记得是七块钱一股，利息是几厘。因为持商务股票的人多，海外有，外地有，都到商务登记，收购以后立付利息，所以这项工作连续做了好几年。

第二件事情，是高教出版社名下一些高等学校的课本——都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要在上海排印，并由上海发行所发行。所以，又招了一些校对的人——编辑走了但是上海留有校对。负责这个印制工作的出版科长叫黄用明，是大画家黄宾虹的儿子，当过重庆印刷厂副厂长，胜利以后，回来在办事处负责高教出版社教材的印制工作，另还有老商务一些书的发行工作。

主要就是这两件事情，一是收股票，一是印制教材。还有一点房产啊什么的林林总总的财产管理，另就是退休人员的一些工作。我调到办事处之后，做人事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大家）都回家去了，只有两个老头，走一圈巡逻巡逻。有一个年纪比较大，孤单一点，他对我说，你愿意来的话就在办事处住着吧。所以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就在四马路住，晚上吃饭就在发行所。

调北京，负责搞“审干”

张稷：您是哪一年调北京工作的？

林尔蔚：1958年在北京开出版会议，办事处很多人都去了。当时沈季湘不管事了，派了一个侯相鏊，后来又从上海新华书店调来了一个丁振邦。丁振邦说，你到北京去吧。我说，去就去吧！那时候还没结婚，所以1958年离开上海商务办事处到了北京，在人事科。原来说让我做陈翰伯秘书，后来没有正式宣布。

1950年到1958年，我在上海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参加过一些社会运动。先在工厂做工人，然后调到人事科管劳动工资，又到办事处，最后调北京。到北京说是秘书，实际上也是人事科，负责搞“审干”。那时候政治审查，过去有历史问题的要做结论。（北京的馆址）在东总布胡同十号，以前人美（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华（中华书局）、版本图书馆，加上商务四个单位在那里，叫“十号大院”。

四、我眼中的陈翰伯

商务恢复独立建制，来了这么几部分人

张稷：您给陈翰伯做过秘书，和他工作的时间比较长了。陈翰伯是商务中兴之帅。我常将1949年之后的陈翰伯比同于1949年之前的张元济。商务的老人，至今都特别怀念他。

林尔蔚：1958年商务重新成立了，来了两个人，一位是郭敬，总经理，一位是陈翰伯，总编辑。那时候商务印书馆归北京市出版局管，后来郭敬调到北京市出版局当局长，陈翰伯就是总经理兼总编辑。另外，外交部有一个刘泽荣，编《俄汉大辞典》，他是副总编。时代出版社有个社长叫易定山，时代出版社并到商务，他就是副总编。又来了一个副总经理叫徐君曼，新华社的，原来是重庆《新华日报》的，好像做过发行部主任。后来还陆续来了一些人。1958年恢复了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原来把商务并入新成立的高等教育出版社，现在又划出来重新恢复。

张稷：商务老人提起这一段，一般都说“并入新成立的高等教育出版社”。我看过当时的文件，1954年是把商务印书馆和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部“改组成高等教育出版社”，同时保留商务的牌子。

林尔蔚：那时候有几部分人，一部分人是高教社里原来的商务老人。老商务保留了一个编辑室，里面的编辑，现在又回来了。郭敬从北京大学招了一批搞少数语种的，编少数语文辞典。还有一帮专门搞俄语的人，不知道是出版署的还是时代出版社的，名义是“《俄汉大辞典》编辑室”。他们原来是中东铁路的一批俄文翻译，后来归了出版署了。——大概有这么几部分人吧。我十月份到北京，他们一批人正好下放到高邮去“插队落户”什么的。后来郭敬到北京市出版局上任，不大来了，所以基本上就是陈翰伯了，做总经理兼总编辑。

“反修防修”运动中的陈翰伯

张稷：出版是需要积累的工作；而具体的出版工作又是极其具体琐细的。建国后，各种政治运动很多，在这种环境下，顶着压力不惜遭受牵累，做了那么多有益于文化发展和民族进步的根基性工作，这是陈翰伯最了不起的地方！

林尔蔚：有两件事情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北京市有一阵搞“反修防修”。在工人体育馆开会，陈翰伯去了，是组长。还有什么北京图书馆啦、历史博物馆啦，各个大的出版文化机关很多头头都去了。主管这个批判会的是陈克寒，当时的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后做过文化部副部长。在这以前呢，有一个真理问题的讨论，陈翰伯大概写了几篇文章，我记得其中有《评〈青春之歌〉》。这次“批修”也要陈翰伯写几篇批判文章，是关于几部电影的。我记得有一个叫《洞箫横吹》，还有一个《静静的顿河》，还有几部片子，看后要写文章批判。陈翰伯是组长，我负责做记录，完了以后陈翰伯叫我也写一篇。我写了以后他改了一下但没有发表。那时有关部门还要陈翰伯看《俄汉大辞典》，我问看什么啊？他说要检查有没有修正主义——这么大一本，怎么看得完呵？！

陈翰伯在馆里提倡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倡导读书，每年给编辑一个月的读书假，读完了以后写一篇文章。另外就是办《简讯》，每个礼拜单位里有什么事儿，比如你来采访啊等等，一条一条写。另外也提倡编辑写《外国历史小丛书》，陈翰伯就是要锻炼干部，要大家练笔啦。

“人弃我取”，网罗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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