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尔蔚先生访谈录：我在商务一辈子

图书工作室 讯：

林尔蔚先生访谈录：我在商务一辈子

林尔蔚，1932年出生于上海，1950年在上海考入商务印书馆。曾任商务印书馆外语编辑室编辑、地理编辑室副主任、总编室主任及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总经理、总经理兼代总编辑

一、初入商务

在印刷厂排字

张稷：在商务的历代掌门人中，您是唯一的终身在商务工作、又由商务自己培养的总经理。经历了公私合营、由上海迁京和文革；与陈翰伯、陈原等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很长。又在改革开放的相对宽松环境下，主持商务13年，是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商务人！

林尔蔚：我从1950年18岁不到进到商务，一直到现在——2012年，已经62年了。其间也临时调到别的单位去过，但是拿工资一直在商务，一直是吃商务的饭。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的经历很简单：就是一个老百姓，没有任何职务。最开始的时候在工厂。1950年“二·六”大轰炸（1950年2月6日中午，国民党出动4批17架巨型轰炸机，对上海各发电厂、自来水厂等进行狂轰滥炸，史称“二·六”大轰炸），上海经济陷入萧条。我们家里我是老大，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四口人，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负担比较重。商务正好招练习生，商务职工子弟可以考。我叔叔林榖民是老商务，在河南路的商务发行所，但是他自己的儿子也要去考，我再去就不行了。他给我另外找了一个商务的介绍人，叫金云峰，我就可以考了。当时大概有一二百人参加考试，只收了29个。考试是一篇作文，题目记不得了。结果，我叔叔的儿子没考取，我倒进了商务了。当时在高中念书，就不念了。考的人大多都是高中程度。程度高一点的，就分配搞印刷方面的事，铅印啊胶印啊；我们程度稍微中等一点的，就是排字；再差一点的就是装订啊浇铅啊什么的。29个人就这样分配在商务。

商务有个惯例：进来以后，有一个集体学习班，由商务的编辑和领导来讲课。讲商务的历史、一些规矩和出过的书等。三个月后，我们分配到工厂，工厂在靠近闸北的天通庵路，就是中国最早的铁路——吴淞铁路的终点站。那是商务过去的一个分厂，总厂“一·二八”给炸掉了，分厂设备倒是很齐全，铅印啊、胶印啊、排字啊、装订啊都有。我们有四个人分配在中文排字车间。那时候商务还有一个老规矩，要拜师傅，以前要磕头的，解放了不磕头，三鞠躬。师傅也不是直接教我们的师傅，是车间主任，他就算我们的师傅，姓孙。商务什么都不供应，就是给工资。我们是学徒，工资很少。我记得第一个月发的工资是二十四块。我家住在静安寺，坐公共汽车上班。厂里上班比较早，大概七点，下午三点放工。公共汽车月票要三块钱，吃一顿饭要两毛钱（中午饭在厂里吃），二十四块就没剩下什么了。不过，半年就加一点，加几块钱。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从闸北进去要走二十多分钟。商务还是老规矩，不能迟到，打钟卡。七点钟关厂门，不管是谁，你都不能进去了，就算迟到了，很严。所以早晨一早六点多就要起来，吃了饭赶紧坐车去。

开始排字要认字，各种各样的字都有，可我记得最难认的是菊老（即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人们一般尊称他为菊老或张菊老；同辈人一般尊称他为菊翁）的字。他的字很潦草，用毛笔写的。老师傅就说了，你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不认得张菊老的字，甭想吃这碗饭！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认张菊老的字。那时候是六天工作制，礼拜天休息。三点钟下班以后没什么事儿了，也觉得很无聊。在一起有几个师兄弟，其中一个叫钱普齐，我们两个说干脆上夜校吧。夜校在上海的一个中学，叫格致中学。于是我们晚上就到夜校学习。二十九个人里，有的人觉得光在工厂做不行，还得有点文化，就考大学，也有调走做编辑的。剩下在厂里的大概还有十来个人，现在已经去世了七八个。

张稷：当时商务还是股份制的，还需要定时向这些股东们发股息。

林尔蔚：1954年以前，商务还是私营的，没有公私合营，所以我在的工厂也还是私营工厂。我去了以后，感觉商务工人生活不错的。工资还好，待遇还可以，而且很多工人做两班：白天在商务排字，晚上到报馆。这样等于有两份收入，所以生活比较好的。我还没上班前，正好春节。商务还有个规矩，老师傅要请我们到家里吃饭。我去他们家，都住在工厂附近，虽然棚户简陋一点，但是比较干净，因为南方人嘛，在上海嘛，菜也比较好。

与张菊老的一面之缘及“张元济图书馆”诸事

张稷：那时候张菊老还在呢，不过年纪已经很大了，您见过他吗？

林尔蔚：见过，我记得这件事。好像在春节，商务有个聚餐。我已经考取了刚进馆，还没上班，也请我们新人去参加。张菊老在会上讲话，没讲几句就晕倒了，是中风，就回家了。菊老活到九十多岁。

1984年，张元济的故乡浙江海盐决定盖“张元济图书馆”（筹建于1984年8月，落成于1987年5月8日。除具有一般县、市级公共图书馆的职能之外，还专设了张元济纪念室和商务印书馆版本阅览室，搜集、整理、保存和陈列商务印书馆近百年来的出版物），希望商务投资，陈原让我权衡投资数目，我们初期投了五万元，后来追加到二十万元。陈云也为他们题了匾。我们每年还会给一些资助，他们有一个任务就是搜集商务的旧书，收了不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编老商务的书目，因为商务的书年代跨得比较长，加上各种再版的、编入各种丛书的版本，需要整理。

设计图书馆的时候，有人在（图书馆内的）小湖上设计了一座桥，陈从周（古代园林专家、散文家、画家。曾是张大千的入室弟子）跟我说，这样就显得小了，“破景”了。后来张元济图书馆的人也觉得地方太小，叫我想办法扩大一点。那时候浙江省有个宣传部长，原来是北京美术出版社的，我认识，就托他办这件事。张元济图书馆旁边有一个张乐平乐园，把这个乐园的地划过来一些，比原来扩大了好多。我当然很高兴了。结果，过了几年，我到海盐一看，他们把扩大的地方都变成商铺了，出租赚钱，我就有点不高兴了。现在听说这些都已经取消了。我做过这个馆的“名誉馆长”。

阶级斗争的氛围下入了党

张稷：您在工厂里时做什么工作？说说建国前后商务的具体情况好吗？

林尔蔚：我刚进馆时，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民主改革”，当中有一段叫“诉苦”，就是讲旧社会的苦啊，要提高觉悟啦。工人们诉苦，我一听，都是诉王云五的苦。怎么讲的呢，说抗日战争的时候，工厂要往内地——长沙啊广西啊重庆啊搬。因为商务给轰炸了，要解雇员工，又要内迁。很多工人怕去内地。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也不能带家属，儿女都留在上海，妻离子散。又打仗，好多人在调离的路上失散啊、生病啊、死亡啊，所以很多人就诉王云五的苦（1941年4月，商务印书馆因沪、港货栈和印刷厂被日军劫持，无法维持，于是拉上铁门，发放通知，实行大解雇，总管理处也迁往重庆。直到1946年才重新回到上海，并恢复经营，优先召回聘用了许多老员工）。我看呢，当时王云五提出口号“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他是抗战的。他觉得派工人们去，是为他们好，让他们有工作，给他们个饭碗，是菩萨心肠。戴孝侯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这一点，可见资方与职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当时我对私营、国营没什么认识，听完真觉得这个资本主义不行。初步的印象就是弄懂了什么叫私营，什么叫资本主义。后来参加共青团，做了团支部书记，公私合营的时候让我上团校学习。那时有一批大厂的团支部书记也学习，比如自来水厂等。他们年纪都比较大，我年纪小，在那儿学会抽烟了。

还有一次参加“肃反”。公安局派我晚上站岗，让站在一个路口，不让人过，晚上也不能吃饭不能回家，站了一晚上。回到厂里，听说我们厂也有一个人是“反革命”，被五花大绑抓去了，绳子捆得很厉害，装在公共汽车里面抓走的。结果，弄半天这个人又回来了，说是同名同姓给抓错了！我呢，站了一晚上，也什么事儿没有发生。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社会运动。

公私合营以前，工会还搞“五反”。商务厂在闸北区，总管理处在黄浦区，我参加了黄浦区一个印刷工会的“五反委员会”。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查“五反”吧，分成五类，什么基本守法户、守法户、违法户什么的。我现在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那个时候的四马路（即指福州路一带，在解放前集中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华美报馆等多家新闻出版机构，是一条文化街），书店特别多，商务印书馆的总管理处、发行所都在那里，有国光书店、神州书店等。都出些小说、小人书什么的，很多就在弄堂里面。我这才知道，《西游记》书店里卖的最多，很多是自个儿画的，你画你的孙悟空他画他的孙悟空，各种各样的孙悟空！——这是我参加的第二个社会运动。

还有一件事就是入党。在黄浦区参加党校以后，自己要申请，组织要开座谈会，向大家征求对我的意见。回到工厂后，党组织说不行，你还不能入党。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同志给提了意见，提什么意见我记不清了。我说我没这个事嘛，我也没讲过这样的话。他们说你没有你要说出来啊，不说不行啊。所以不能入党。党校是参加了，夜党校，但是没有入党，说是还得考验考验。大概拖了几个月入了党。介绍我入党的两个人都是从前的地下党员，一个叫徐文蔚，一个叫石敏良。徐文蔚当时是党支部书记，石敏良是工会主席。

这里还有一段，就是徐文蔚。一次突然说他是叛徒，判了无期，关到山西一个监狱。我已经不在厂里，到办事处了。我觉得他不像叛徒。他被日本人抓进去处以刑罚，说他供了人。但是他联系的人很多，好多人不是没事儿嘛。他如果是叛徒出卖了同志，这些人都应该进去啊，怎么没有呢？怎么能说他叛徒呢！？我有一次去山西调查，就趁机去监狱看他。他以前身体不大好，但是在监狱里倒好了。监狱的人说他表现挺好的——负责做鞋。不久就听说平反了。他下线有个地下党联系人，写了一封信给公安局，说他不是叛徒，他跟我有联系，我没有抓进去嘛，他怎么会是叛徒呢？结果又放出来变成离休干部。我做总经理以后，他还经常给我写信，提议商务印书馆应该怎么搞啊什么的。

二、陈云与商务

关心工友，怀念商务

张稷：上次馆里开座谈会，您谈了很长时间陈云同志与商务，说了陈云和商务的工友关系非常好；您在上海商务办事处见过陈云同志？

林尔蔚：陈云同志跟商务老人关系特别密切，经常有联系。陈竹平（商务印书馆老职工，陈云在商务的同事）说，那时候陈云同志在上海做江苏省委书记，地下党，住在一个小阁楼里面。每天就吃大饼油条。没有钱就打电话给他，他们约到公共汽车站，用书作掩护拿给他一点钱，陈云拿了钱两人马上就散。陈云到苏联去开会，也是靠商务一个老同事——上海一个银行经理的关系去的。陈云对商务印书馆特别怀念，他觉得在商务学了好多手艺。解放以后呢，他对上海商务的老同仁特别关怀，每年都要请他们到北京。陈竹平的儿子有病，到北京检查身体，也是陈云帮的忙。陈云有一个在虹口分店的同事，是我的表姐夫，每次过年，他都要到北京陈云的家里去。陈云在北京宴请他们，非常尊敬，非得要他夫人自己做菜。一次他们去的早了，陈云就说要等着，他爱人于若木同志还在十大建筑的工地义务劳动没回来。公私合营以后评工资，商务工人原来的工资比较高，按照规定要减下来。那些老人就写信给陈云。后来，商务老人的工资暂时不减，保留工资——中华有没有我记不得了。所以商务印书馆的工资有一项（名目）叫“保留工资”，一直到后来重新评薪。陈云虽然是国家副总理，官职很高，但是对商务同仁的关照真是无微不至。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