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工作室 讯:
论编辑活动的普遍属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编辑活动的平台不断拓展,从书、报、刊到广播、电视、电影再到互联网、手机传媒、公共户外传媒……各种具体的编辑活动随着传媒业的勃兴而不断衍生。由于传播载体、传播内容以及服务对象的不同,不同类别间的编辑活动在活动目标、活动过程、成品标准等方面可谓各有特点,甚至差别很大。然而,在种种不同的编辑活动中是否存在某些共性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笔者不否认具体编辑行业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是编辑活动的次级属性,从属于普遍属性。承认并理解编辑活动的普遍属性,不仅是在学理层面展开普通编辑学研究的前提,也在实践领域为微观编辑活动提供基本依据。
一、编辑活动的思想性
思想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
人的思想是由人们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所以思想性必然包含社会政治的要求。在民主法治社会,社会政治的要求往往通过法律手段加以体现,因此确保编辑客体的合法性是编辑主体的基本任务之一。不过“合法”仅仅是最起码的要求,在法律约束之外,还有政治、道德、观念和其他取向上的制约。
从社会舆论的角度审视,编辑平台即话语平台,编辑权也即话语权。话语权本身就是政治权力获得民众认同的重要途径,甚至可以说是政治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在实质上对编辑活动放任自流[1]。即使自称最为尊崇“言论自由”的美国,也没有多少人认可言论自由的绝对优先地位[2]。有一些西方国家的著名记者和编辑宣布自己不加入任何党派,以表明自己绝对中立和客观的政治视野,然而他们所在的媒体要获得受众的信任、广告主的青睐,却不能不考虑在政治问题上的立场。当下美国的主流媒体大多刻意保持中间立场,以免因“旗帜”过分鲜明而丧失“对立阵营”的广告份额,这种“中间”又何尝不是一种政治选择?记者和编辑又如何超脱其外呢?[3]正像刘杲先生总结的那样:“只要做出版就得有选择,只要有选择就得有编辑把关,仅仅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选择标准而已。”[4]
思想性还包含了人类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精神财富,这也可以称之为“文化的进步性”,它是作品生命力的源泉,理应在编辑活动中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进步”往往暗示了作品思想的超前性,编辑要刊出这样的作品,不仅要有超越特定时代的“识”,还要有力排众议的“胆”——胆识兼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编辑活动中许多令人扼腕的失误也正由此而来。
当今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文化批评家萨义德,在20世纪70年代意欲出版《东方学》一书时,就遭遇了一连串的波折。这是一本挑战西方文化霸权的专著,剖析了西方学者、作家和机构如何想象、构建并传播有关东方(主要是阿拉伯世界)的看法,如何视东方为相对于西方的异己和他者,并逐步在西方世界中将东方与神秘、落后、野蛮等同起来。作者力图揭示现代帝国主义入侵东方的事实,然而这种创作思想在当时难以被代表西方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美国编辑认同。包括兰登书屋在内的八家出版社以各种理由拒绝出版该书,其中兰登书屋知名出版人席夫林的理由竟然是这本书“没有谈石油”。直到1978年,《东方学》才终于在一系列机缘下,被纳入纽约时报书系,并得以付梓。事实证明,这部被出版界视为“异类”一再拒绝的作品,终于以其思想的先进性获得了社会和历史的认可。在随后的30年内,它不仅先后被翻译成36种文字行销于世,影响了非洲学、印度学乃至汉学研究;更重要的是,它直接推动了后殖民理论的建构,对从属阶级历史分析、后殖民人类学、政治学、艺术史、文学批评以及女性主义等议题皆有基础性的贡献。有眼光有勇气出版这本书的“乔安特出版公司”(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因此获得了极大的声誉和经济回报,而兰登书屋和席夫林也只有以实际行动承认自己的审读谬误——他们花大价钱购买了这本书的平装本版权[5]。
人类的精神需求具有可塑性和增量性的特征。编辑主体只有正确引导读者的精神追求(而不仅止于满足读者需求),才能不断拓展产品市场,推动文化进步。然而近年来在编辑行业中,炒作、作伪、“标题党”等现象层出不穷,“抢眼”、“速读”成了某些编辑在工作中的头号标准,编辑活动仿佛成了无视思想内涵的文化产品外包装流水线。其实,抢眼也好速读也罢,它们都是一个相对概念,即在思想内涵一定的前提下,尽可能采用最吸引受众、最容易被受众接受的表达方式。著名四格漫画《父与子》可谓速读作品的代表,但作品中蕴涵的父子深情与幽默情调才是这套漫画常销几十年而至今不衰的硬道理。如果只有“速读”而没有思想的话,人们只需要在书店里站着翻翻就行了,何必把它买回家呢?为求速读而降低思想和信息含量,就好比建筑师为追求外形美感,而无视建筑安全与居住舒适一样荒谬。要知道,在精神产品消费中,“思想”才是消费者真正购买的产品,如果文化产品不能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受众的消费不就落空了吗?如果这种落空一再重复,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信心和兴趣必将受到打击,而这意味着文化产品市场的整体萎缩和衰落。
总之,思想是文化的内核,编辑活动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思想性追求是其第一要义,否认了思想性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编辑活动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二、编辑活动的科学性
编辑活动的科学性是指编辑活动必须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对社会事物的本质做出正确的反映,否则编辑活动无法实现对文化产品的优化,甚至会对社会文化产生消极影响。
编辑活动的科学性首先体现为编辑活动的宗旨和运作方式必须符合不同媒介的特点,遵循媒介传播的客观规律。
例如在广播媒体中,其听众只能根据声音的“流动”顺序收听,不能“跳读”或“回读”,也不能通过视觉来补足听力。于是,编辑在广播稿加工中就存在许多“线性传播”的特殊规律,如应当尽量减少书面用语、尽量简化数字使用等,甚至连新闻要素信息的播出顺序也应有特别的考虑。譬如广播预告“停电通知”的时候,就应该先讲清停电地区,再说明具体的停电时段——否则在随意状态中收听节目的受众(这是听众收听广播时的常见状态)突然听到自己所在地区属于停电地区,开始真正关注这条通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有关停电时间的收听。即使受众从最初就认真收听,其后播出的一大堆停电地区也很可能会干扰听众先前的记忆,“听后忘前”的记忆特性,也要求广播报道不能和报纸采用同样的书写顺序[6]。
由于文化产品所附于的媒介不同,其选择标准、优化目标也必将随之发生变化,作为编辑主体必须充分认知并全面把握自己所服务的媒介特性,依其规律进行编辑活动,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这就是编辑活动科学性在媒介层面的具体体现。
其次,编辑客体可按题材和体裁划分为不同类型,它们对编辑活动科学性的要求也不尽相同。编辑主体对文学、艺术、科学、新闻作品的选择和优化必须符合各领域题材表现的客观规律,同时还要遵循各体裁的表达规律。
比如,新闻类作品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新闻真实性上。近年来某些报刊为了追求市场效益,放松了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个别编辑记者随意从互联网甚至非法小报上摘编耸人听闻的消息以吸引“眼球”,以至在编辑活动严重失范的情况下,衍生出某些专以编造假新闻为生的职业写手,社会公众也对媒体公信力产生了质疑。这不能不说是由于忽视编辑活动科学性而造成的极大损失。
对于文学艺术作品而言,科学性应当体现为符合生活逻辑、结构完整、表述清楚、遵循本门类艺术作品的创作规律。至于文中所描写的事情是否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倒无关紧要了。这正如美国编辑马雷克所说的:“假如作者细心地注意到每个细节都正确无误,当然很好,但是假如作者能创作很有说服力的情节,那么准确度反而不那么重要了。”[7]
学术论文的“科学性”在诸多文体中是最为突出的。它体现在立论准确,推理缜密,依据有力,其论述内容必须符合本学科的客观规律。科学性对于学术论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对于编辑们而言,如何准确把握学术论文的科学性,将有价值的“创新”和伪科学的“谎言”区别开来,却常常相当困难。从2003年考古界“阿房宫从未建成”的发现,再到至今仍存争议的安阳曹操墓,学术研究乃至人类文明的进步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探求未知的过程,许多观点是有待时间来证明的。因此,当编辑面对那些“有违常规”或者“有违己见”的文章时,不要轻易否决,而应当怀着一颗尊重科学的公正之心,认真检验作者是否做到了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对于掺杂着部分不科学内容的文化产品,则需要编辑以披沙拣金的态度,对于反科学和不科学的部分加以改正和剔除。
最后,各个具体的编辑环节设置也体现了编辑活动的科学性。经典的微观编辑过程一般分为确定选题、组稿、审鉴、加工、物化等环节,这些步骤是在无数次编辑实践中逐渐锤炼完善的,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环节本身的原理和规律,任意取消、调换基本程序,其编辑活动的结果往往是以失败告终,很难保证文化产品的质量。当下某些出版社只顾追逐热点话题,审读加工等案头工作全由作者和电脑软件代劳,如此这般的结果是图书质量不断下滑,读者由原来对图书权威的崇拜,转向了“无错不成书”、“图书业是暴利行业”的批判。很多业内人士面对读者“书价太高”的指责深感委屈,认为不论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目前内地的图书价格都不算高[8]。可是我们是否想过,为什么书价实际不高,而读者普遍“觉得”它高呢?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在于读者心目中的书价高低常常是与其消费预期相对而言的,换言之,他们追求的是性价比。书价的绝对值的确不高,但相对值呢?是不是有太多低质量的图书涌入市场,才让读者认为“买得不值”、“书太贵了”呢?
可见,无论是微观层面的编辑实践,还是中观层面的编辑管理,我们都应该遵循编辑活动自身的规律性和科学性,否则就无法取得社会文化的增值,也必然被社会文化所否定。
三、编辑活动的艺术性
艺术的本质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是审美乃至创造美。从人类发展史上看,人们从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得到文明的教化,形成了美及审美的概念和需求,既有其特殊性,又具有一般性。人们生活经验的共性,进一步促成审美标准相对的一致性,继而自发地产生审美和创造美的愿望和需求。根据一定标准进行审美,是人类久远的个体和社会的共同行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制度、任何宗教信仰中,都包含了对美的追求。有人提出,在某些后现代艺术作品中,创作者追求的是“丑”,审美已经被“审丑”取代。笔者不赞同这种说法。其实这些另类作品力图颠覆的只是“美”的标准,而不是“审美”本身。所谓“审丑”在创作者眼中其实依然是“审美”。
既然“美”是人类文明恒久的追求,编辑活动中的“审美”当然也无处不在。如果说“真”对应了科学性,“善”对应了思想性,那么“美”对应的就是艺术性了。美以真善为前提,是对前二者的综合和擢升。
编辑活动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编辑主体与客体的和谐。编辑主体的艺术追求在作品原型的基础上开展,需要编辑主体在理解和尊重作品原型的前提下,自然顺势地实现审美的超越。这一点是由编辑活动“再创造”的特性所决定,也是编辑活动艺术性与其他文化活动艺术性的最大区别。
由于编辑客体来源于作者的创造,每一个作者在选材、构思、结构、表达等方面都具有各自独特的个性,从而形成不同的创作风格,如含蓄、直白、婉约、豪放、严肃、幽默等等。编辑可能难免会对某种表达方式存在个人的审美偏爱,但我们应当牢记:作品始终是作者自己的,任何修改都不能违背作者的风格和本意。巴金曾言:“我当编辑的时候,常常对自己说:‘要小心啊,你改别人文章,即使改对了九十八处,你改错了两处,你就是犯了错误。最好还是笔下留情,一,可以不改的就不改,或者少改;二,一切改动都要同作者商量。’”[9]说的就是编辑对作品的优化应当以尊重作品本来面貌为前提。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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