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编辑活动的普遍属性

图书工作室 讯：

　　由于我国著作权观念确立较晚，再加上20世纪70年代以前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使得编辑活动的艺术性在这一层面长期存在偏颇。不少编辑习惯于亲自操刀代作者修改，不但耗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还未必得到作者的认可，甚至使一些原本和谐的编创关系走向破裂［10］，这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遗憾和教训。

　　二是思想与表达的完美结合。思想美应该是充实、深入、有序的，而表达则应在契合文本思想的前提下具有充分的和谐之美、简洁之美、匀称之美和节奏之美。文化产品中的思想内容与表达方式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这一点在任何领域的作品创作和编辑活动中都概莫能外。

　　谁都记得1984年国庆阅兵式上那句横空出世的“小平您好”这样一个被大学生们偷偷夹带入队伍中的标语，这样一个直呼领袖名字的横幅，究竟能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刊登？这在当时是颇让编辑们踌躇的。一版的编辑们放弃了，时任二版责编的保育钧却在和其他同事反复讨论后，于最后一刻拍板，“就是它了”！［11］果然，这张照片一经刊出立即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仅《人民日报》自己就又将这张照片先后刊登了六次，“小平您好”也成了人们对一个时代的经典记忆——它表达的是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由衷感谢，对改革开放的热烈拥护，更显示了中国政治领袖由神坛走向民间的开始。这个载入史册的瞬间，对当事人而言可能是激情迸发，对摄影记者而言可能是妙手偶得，而对报社编辑而言是在反复权衡后的理性抉择，而抉择的依据正是思想与表达的完美结合。

　　当然，形式美还包括以产品物化为主要对象的外在形式美。许多编辑大家对传播载体的外在形式美都非常重视，孙犁先生曾特别撰文讨论“文学期刊的封面”，其中说到鲁迅先生非常重视《语丝》和《奔流》的封面设计，并亲自为杂志封面题篆［12］。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产品的物化已经发展成一门横跨美术、造型、材料等诸多领域的独立学科。但无论如何，外在形式美本身并非独立存在的艺术品，它只能是对编辑产品之思想、意境、感情和科学性的延伸与补充。换言之，外在形式美也同样是服务于内容的，这应当成为编辑主体对外在形式美的第一要求。

　　通过选择和优化，促使文化产品实现真善美的统一，既体现了编辑活动中最高层次的美的追求，也是编辑活动艺术性的本质内容。

四、编辑活动的创造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个由创造而开拓出来的历史。创造，提出了新设想，解决了新问题，产生了新成果，推动了社会的前进。创造是人类活动中最高级、最复杂的一种，是人类智能发展中的飞跃。

　　编辑活动是现代社会中人类创造精神产品的关键一环。其核心过程就是有目的地搜集、整理、选择、优化能够适应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精神产品，并将其物化为图书、报刊、广播电视节目等各种形式的物质产品。编辑活动对创造与积累人类的科学文化起着枢纽作用，其自身也是一种创造性活动。

　　不过，编辑的创造性活动是以各种已经初步形成的文化产品原型为材料。因此与其他文化活动相比，编辑的创造是一种“再创造”。邵益文先生曾经指出，“编辑以他人原稿为基础，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并把自己的劳动成果融于他人的劳动成果之中”［13］，即阐明了编辑劳动具有辅助性和间接性。

　　然而，编辑主体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并不因这种“辅助性”而有所降低。

　　首先，“编辑不只是第一个读者，他还是作者的第一个批评家”［14］。正是编辑主体的再创造，赋予文化产品雏形以新的形式、新的价值，使被筛选出来的文化成果获得了最佳的传播机遇，其社会价值以倍数递增。

　　很多人都读过海明威的代表作《老人与海》，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部被视为海明威巅峰之作的中篇小说原本是一部长篇小说的结尾部分，而且这部关于“陆地、海洋与天空”的长篇小说已经全部完成。编辑珀金斯阅读过手稿后，一再建议海明威将最精彩的结尾部分单独发表。事实证明，珀金斯的眼光是正确的，这篇仅仅两万多字的小说甫一问世即获得如潮好评，评论家称它“无与伦比”，“每一个词都有它的作用，没有一个词是多余的”［15］。海明威凭借它先于1953年获得普利策奖，又于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在本书初版的扉页上写明“献给珀金斯”——这不正是作者对于编辑创造性劳动最大的肯定吗？

　　其次，“编辑的劳动成果，不仅发现和推举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作，而且扶植和推举了一代又一代的新人”［16］。编辑的再创造包含了由未知到已知的发现，而发现的对象不仅是作品，更有创作作品的人。历史上很多大文学家、大学者就是这样被编辑们发现的。

　　1927年，巴金在法国完成了他的处女作《灭亡》，被《小说月报》的编辑叶圣陶发现，从此走上文坛。多年以后，巴金很动情地忆及这种发现和扶助：“我感激叶圣老，因为他给我指出一条宽广的路，他始终是一位不声不响的向导。”［9］1934年，作为《文学季刊》编辑的巴金，又发现了曹禺。他像叶老一样把激情献给了《雷雨》。他说：“不错，我流过泪，但落泪之后我却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17］于是，他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了《雷雨》，从此，奠定了曹禺在中国戏剧史上不朽的地位。

　　叶圣陶发现了巴金，巴金又发现了曹禺，这样一段文坛佳话叙述的正是编辑活动的创造性贡献。这正如巴金总结的那样：“编辑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作家无法把作品直接送到读者的手里，要靠编辑的介绍与推荐，没有这个助力，作家不一定能出来。”［9］

　　仅仅以上两点即足以说明编辑再创造在人类文化进程中，有着怎样举足轻重的作用。更何况，从宏观的文化建构的角度来看，编辑活动的选择与优化对文化发展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时期、一个民族的主流文化。可以说，编辑活动对大量精神产品的选择、判断和发掘，对精神劳动的规划、设计和引导，对优秀精神产品的提升、整理和加工，对创作者的培养、扶助与启发——无一不需要编辑主体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作为编辑活动本质的选择与优化，本身就是创造。离开了创造性，编辑活动的作用和价值就无法实现，编辑活动自身也将不复存在。“编辑工作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18］

五、编辑活动的专业性

　　编辑活动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各工作环节既相对独立又有机联系，各环节以及编辑活动整体都有自己的客观规律，这就是编辑活动的专业性。

　　如前所述，编辑活动是社会文化活动的一部分。在社会文化水平较低的古代社会，受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的制约，编辑活动最早是以编著合一的形式出现的，作为职业的编辑工作，在当时并不存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最早从事编辑工作的人是国家的卜筮官、史官和乐师。他们为方便查阅，在占卜吉凶、记言记事、祀典礼仪后，将甲骨、简册、乐曲整理编练，辑录成册的行为就是最早的编辑行为［19］。也有人认为，这种编次工作过于简单，只能算是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或技术性工作，真正的编辑活动应从孔子编纂“六经”开始。无论从哪种界定上来看，最早的编辑活动都不是独立的，独立的编辑工作是文化生产、特别是文化传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使到了两宋时期，出现了专门的编辑职位，但编辑主体所采用的编辑方法仍然是融编纂、著述、校雠于一体，其编辑意识与近代以来为传播而编辑的观念大相径庭。

　　尽管如此，古代的编辑家们仍然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了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比如，孔子“述而不作”，保持“六经”原来的文辞；刘向主张编辑主体应抱有兼收并蓄之心；刘知己强调编纂者应该才、学、识兼备；章学诚指出图文兼备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说明，虽然古代的编辑行为常常与著作相融合，但这并不意味着编辑活动没有自己的基本规律，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编辑活动专业性的存在。
独立编辑的出现，源于大众传播业的需求。随着社会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传播手段的急速发展，大众传播业日益壮大，编辑作为一个行业终于应运而生。社会对编辑的评价标准越来越高，对编辑的专业素养也有了越来越具体的要求，其中仅关于编辑主体理想的知识架构究竟应“杂”一些还是“专”一些，就有过长期的学术论争，对“杂家”这个称谓也有过深入的讨论。在笔者看来，“专”与“杂”并不矛盾，它们应在编辑身上得到辩证的统一。

　　这个“专”不是要每位编辑都成为“专家”，而是要我们有一片自己相对擅长、相对熟悉的领域，掌握这个领域的前沿动态和基础知识；“杂”也不是要编辑成为万事通，而是要尽可能多了解其他相关学科的基本常识。在今天看来，“杂”似乎应当更多地理解为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的融合——作为科技编辑，应当多了解人文、社会的知识，因为这是科技出版物所为之服务的根本；作为社科和艺术编辑，应当具备科学的头脑，因为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迫切要求。无论是把这种知识结构形容为“T”型（“－”是博，“∣”是专），还是“X”型（交叉点为专业知识，以专业知识向外辐射为其他学科的基础知识），它们都反映了编辑知识结构中“专一门，博一片”的特征。

　　曾有这样一个编辑故事：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把自己的学术随笔集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并要求编辑代拟书名。责编谷雨仔细审读全稿并结合李学勤的学术经历，认为这部书稿“无不是在‘缀合’中国的古代史、特别是上古的历史”，于是提议采用《缀古集》为名。这个名字深得李学勤的满意，他甚至还特为此事撰写补记，赞叹说：“我反复想过，深觉书题甚好，于是决定”，“谨在此表示感谢之意”［20］。从这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编辑之学必须是专与博的结合，哪怕只是拾遗补缺、点缀文字、拟定书名都需要多种知识的综合运用。

　　编辑活动再创造的特性还要求编辑在较高的专业水准之外，同时兼备谦虚平和的心态，这也是编辑活动的专业要求之一。王蒙先生曾经说过：“编辑家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即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有意或无意的），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热提升自己即为个人的名利积累的动机，才能兼收并蓄来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才能真正显出一种恢宏，一种思稿若渴一种思贤若渴的谦虚和真诚，才能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吸引力容纳力……”［21］作为编辑，如果心中的成见、偏见、己见太多，自然就容不下别的观点，其选择与优化就会失去公正、失去客观，这也就是为什么学问很大的专家不一定能做好编辑的原因。这也同样证明了编辑活动的专业性。

　　编辑工作还是一个社会性很强的工作。就传播业内部而言，编辑环节并非孤立，一个合格的编辑必须与他的同事们通力协作，才可能使文化产品问世并收到理想的传播效果；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编辑又是受众与作者之间的桥梁，了解受众需求、鼓励作者创作、实现创作与需求的对接是编辑的主要任务。从这个角度来看，编辑活动的专业性彰明较著。

　　即使是网络时代又出现了新的“编著合一”，也并不代表编辑活动专业性的丧失——同时充当编辑的著作者同样需要遵循编辑活动自身的客观规律，否则其编辑活动必然是失败的，不能为作品增加社会效益。说到底，所谓编著合一，不过是特定的个体在特定的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身兼二职”而已，这既然不意味着创作专业性的丧失，也就同样不意味着编辑专业性的丧失。

　　综上所述，在编辑活动的内容、范围和规模不断拓展的今天，各种编辑活动仍然共享着普遍属性。这些普遍属性是其他具体编辑活动特性发展的基础。只有全面把握这些基本属性，才有可能实现编辑效果的最优化。（作者：马瑞洁　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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