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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工作室 讯：
《清议报》停刊后，于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 (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又创办了《新民丛报》 。报社设在日本横滨山下町152号。次年秋，报社迁至160号。
《新民丛报》是半月刊，每月一日、十五日发行，一年出 24册，每册约五万至六万字。 每册零售2角5分， 如订阅， 则全年5元。至1907年11月20日停刊。出版时间达五年多，共出96期。
《新民丛报》创办时，靠借译书局的几千元作经费。后来大家议论，由梁启超和其他几位维新派的同志入股经营。梁启超占二股，冯紫珊 (《新民丛报》的发行人)、黄为之、邓荫南、陈侣笙等各占一股。冯、黄等为维新派的事业，曾赔垫了不少钱，在译书局工作，未受一文薪水，全是义务性质。
是年五月，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曾提到此事： “《新民丛报》今年必可全还清借款(指向译书局的借款)，明年以后若能坚持，可为吾党一生力军(指款项而言)。但弟子一人任之，若有事他往，则立溃耳。现销场之旺，真不可思议，每月增加一千，现已五千矣。似比前此《时务》尚有过之而无不及也。紫珊、为之等公议此报，股份分之为六，以二归弟子，而紫珊、为之、荫南、侣笙各占其一。(略)故共议如此办法，亦颇为合情合理。但此数人皆如骨肉之交，他日若报款有赢，可以为调济公费之一道。故初议以此报附译局，今改为此议也。”梁启超在这里说改为股份办报“颇为合情合理”，是因为这几位同志以往为了办好报纸，做到鞠躬尽瘁，不计报酬。
关于《新民丛报》的办报宗旨，梁启超在其第一号上所刊登的《本报告白》中指出： “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议，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二、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三、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坐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①
自开办《新民丛报》后，梁启超忙于每天写文章，非常劳累。他每天大概要写五千字的文章，忙得不亦乐乎，致使各方面亲友的来信，都没有时间回复。
1902年，梁启超在该报发表的文章，以《新民说》和《新民议》两篇为主。在《新民说》中，他写了：“新民为中国今日第一急务”、“释新民之义”、“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权利思想”、“论自治”、“论合群”等十五个方面的内容，对他所理解和希望的中国未来的“新民”，提出了一套全面的看法和要求。这种“新民”在他的笔下，当然是全面发展的、思想行动上几乎是“完人”的、完全新的人。有了这种新民，不用说，一定可以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他希望能够通过教育等手段，来造就这种新民。他自己便以“中国之新民”自许。在这里，深深地反映出他的爱国、富国、强国的思想。
当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反清的言论也逐渐激烈。在《新民说》中，他也提倡破坏主义，反对封建专制。他说： “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藉，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②在这里， 梁启超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和锐利的笔锋， 把封建官吏比喻为“虎” 、 “狼”、“蝗”、“蛆”，把封建文人比喻为“鹦鹉”、“畜犬”，把封建帝王指责为“民贼”。以激励人们用破坏的手段，去破碎这数千年来横暴混浊之政体。
在《释革》一文中，梁启超继续提倡破坏主义，倡导变革、革命的思想，进行反清斗争。他说： “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适于外境界者存，不适于外境界者灭。”“夫我国既受数千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而翻之，廓清而辞辟之，呜呼可哉?呜呼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情，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法门。不由此道而欲以图存，欲以图强，是磨砖作镜，炒沙为饭之类也。”③他说：日本人今天谈起庆应、明治之交的时代，没有不说那是革命时代；谈起尊王、讨幕、废藩、置县等举动，没有不说那是革命事业的。在明治之前和明治之后，其现象相反，与十七世纪末的英国、十八世纪末的法国一样，这才能真正反映革命的实质。而今日的中国，并不是模仿欧洲、日本的改革，修补一二个小的方面就可以达到目的的。而必须进行大变革，将大部分腐败的东西，忍住苦痛加以拔除，才能臻至完善。在这里，梁启超强调了实行变革的必要性。
梁启超在《新罗马传奇》一文中，也鼓吹变革、鼓吹破坏主义。他说：不管他是上等社会、下等社会或是九流三教，只要他有爱国心，就可以来参加。也不论是立宪或者共和政体，只要能铲除专制魔王的，都可以试验。中国的积弊太深，决不是小修小补可以救得过来， “破坏之事，无论迟早，终不可免，倒不如用些人力，去做那有意识的破坏，早一日还得一日之福哩。”④梁启超用比较激烈的语言，说明了变革的迫切性。
自从逃亡到日本以后，梁启超几乎是天天写文章，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也几乎每一期都有他的文章发表。他在这两个刊物上，先后发表了一百多篇的文章和专著。其中除政治论著外，还有人物传记、游记、诗歌、小说以及对经济、历史等的研究。由于他满怀爱国、救国的热情，运用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的说理，使读者容易理解接受，因而产生巨大的影响。 1902年5月黄遵宪在给他的信中，说他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⑤后来他的学生吴其昌在论述他的小书中，认为：谭嗣同、夏曾佑、章太炎、严复等人的文章虽然都写得不错，但不够通俗，不够气魄，只有梁启超的文章才是“雷鸣怒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在1896年至1910年的十四年间，“任公诚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也。”⑥大家也公认他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
《新民丛报》的销路很广，仅国内的销售点就达 49个县市、97处之多，发行量最高达一万四千份。且每册一出版，内地就有人一再翻印。清政府虽然严禁，读者仍是争相传阅。有人估计，大概每册要经过20人的阅读。
后来，梁启超本人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这个问题时也说：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⑦
《新民丛报》的创办，是梁启超一生办报生涯中最得意的时期。他一生创办和协办过 29种报刊，但以《新民丛报》时期最为意气风发，对读者、尤其是青少年知识界影响也最大。郭沫若在他的自传中谈到梁启超的时候就承认：“那时的青少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人。”“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⑧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也说他在青少年时期，曾经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崇拜者。毛泽东在活动的早期所建立的“新民学会”，正是由于受到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新民说》 的影响而提出来的。 胡适在他《四十自述》中也谈到：“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略)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⑨
事实也是如此。例如梁启超所写的《少年中国说》，其中虽有个别看法不很正确，但整篇文章读后，是令人很受鼓舞的。他说：日本人一讲中国，就说是 “老大帝国”。这是什么话，“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是的，过去的中国的朝廷是老大了，但未来的中国前程方长，天地大矣!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在文章的最后，他还加了一个附言：“‘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⑩在当时政府腐败，国家和人民受到列强欺侮的情势下，凡读到这篇文章的中国青少年，没有不受感染的，有的甚至会拍案而起准备干一场，去建设一个少年中国。
因为梁启超是满怀爱国、救国的热情写文章，一切问题都从救国的立场去考虑，所以他的文章思想性都很强。他所写的《爱国歌四章》的第一章是这样写的：
“泱泱哉，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廿二行省为一家。物产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国言非夸。君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 * 吾中华。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⑾读了这章诗歌以后，即使对国家前途抱有悲观情绪的青少年，也会振作精神，准备为祖国的崛起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清议报》胜过《时务报》，《新民丛报》更胜过《清议报》。梁启超被称为 “舆论界之骄子”，被誉为出色的宣传家，决不是偶然的。
《新民丛报》的创办，对当时报界的影响也很大。由于该报条例精密，议论崭新，成为国民的警钟，且开丛报界之先河。因此，一年之内，仿效《新民丛报》的体例、格式而发行的其他丛报，就达近十家之多。大大地促进当时舆论界的活动。
1903年，梁启超前往北美游历了九个月，看到作为民主共和国的各个方面，虽然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但缺点和弊端也很多。尤其是他在美国见到种族歧视很严重，恶劣的排华法规、贫富两极分化，以及种种的社会丑恶现象，使他的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他将美国和日本、英国对比，感到民主共和还不如君主立宪。因此，他从美国回到日本以后，便不再谈破坏主义，也不谈革命排满，更不谈共和政体了。从此，他主张君主立宪，成为立宪派的首领。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掀起革命风潮。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当时，立宪派以《新民丛报》为基地，对同盟会的政治纲领进行猛烈的攻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也于11月26日出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他们以《民报》为阵地，对立宪派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于是，从1905年至1907年，革命派和立宪派开展了激烈的思想论战。论战主要集中在下面三个问题：
(一)要不要革命的问题。立宪派认为，暴力革命会造成国家的“内乱”，会造成帝国主义的“瓜分”，会导致“亡国灭种”。因此，爱国就不要进行暴力革命， 而只能以“正当” 的方式，劝告清政府“立宪”。孙中山批驳了这种论调，认为革命“必须以流血得之”。其他革命党人也强调，不是革命会亡国，而是不革命、不打倒腐败反动的清政府，中国倒真的要灭亡。爱国就应当革命。
(二)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问题。立宪派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革命派则认为，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是中国的出路。
(三)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问题。立宪派攻击革命派主张的“社会革命”和“土地国有”会危及“国本”，会引起“下等社会”的暴动，导致国家灭亡。革命派则认为，在中国只有实行“土地国有”，才能清除社会上“坐食土地之利”的不平等现象，才能使资本投入到工业生产、促进社会生产事业的发展。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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