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教材编辑活动与思想研究

图书工作室 讯：
叶圣陶（1894～1988）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文学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现代教育的一代宗师，对我国现代教材改革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仅有长达70余年丰富多彩的教材编辑活动，也有博大精深的教材编辑思想，尤其是中小学教材编辑思想，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继承叶圣陶的教育遗产，缅怀叶圣陶在我国教材编辑出版事业上的丰功伟绩，探讨叶圣陶的教材编辑思想，对当前的教材改革实践和教材编辑理论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叶圣陶在民国时期的教育活动

　　叶圣陶于1911年冬毕业于苏州公立中学。1912年2月，任苏州言子庙小学教员，开始了教育生涯。1915年春到上海尚公小学任教，并开始为商务印书馆编写小学国语课本。1917年春，到江苏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并自编国语课本，用语体文做教材。1921年7月，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教授国文。同年11月，与朱自清到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22年2月，担任北京大学讲师。半年后，改任上海复旦大学和神州女学教师。本年，还担任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拟订了《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科课程纲要》。根据这一纲要，他与顾颉刚合编了初级中学教科书《国语》（6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全国。1923年春，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从事中小学教材编辑工作；8月，到福州协和大学任教授。半年后，回商务印书馆，同时到景贤女学、复旦大学等校兼课。1925年用自编教材在上海立达学园授课。期间，创作了《倪焕之》等一批“教育小说”。

　　1930年底改任开明书店编辑。1931年初，接办《中学生》杂志。同时，编著了《开明古文选类编》、《开明语体文选类编》和《中学生各科学习法》等。1932年，编写了小学初级学生用《开明国语课本》（全8册，丰子恺绘画）。1934年，编写了小学高级学生用《开明国语课本》（全4册，丰子恺绘画）。1934年还与陈望道等合编了《开明国文讲义》。1935年与人合编了《国文百八课》。1937年6月与人合编了《初中国文教本》。

　　1938年初，叶圣陶从上海辗转抵达重庆，先后担任重庆巴蜀学校、重庆国立中央戏剧学校和内迁北碚的复旦大学教员。同年10月，应邀赴内迁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大胆改革国文教材。1939年5月，《中学生》杂志复刊，叶圣陶任社长兼主编。1940年8月，辞武汉大学职务。之后，应邀担任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并在光华大学、齐鲁大学和华西大学等校兼课。1942年8月，叶圣陶辞教育科学馆之职，到成都主持开明书店编译所办事处编辑事务，编写了一系列中小学教材和学生课外读物及语文教学论著，创办并主编《国文杂志》，直到抗战胜利。在抗战时期，叶圣陶编写的教材主要有《中学精读文选》（与叶至善合编）、《国文精读文选》、《抗建国文教材》、《普益国语课本》（小学初级学生用，全6册，与叶至善合编）、《国语教本》（台湾临时教科书，分小学、初中两种，与丁晓先、叶至善合编）。他还与朱自清合写了《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和《国文教学》三本书。

　　1945年12月，叶圣陶自重庆经三峡东下，于翌年初回到上海，和教育界有识之士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中。1946年2月起，担任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指导委员、中等教育研究会顾问、中国语文学会理事、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主编《中国作家》。1946—1948年，与郭绍虞、周予同、覃必陶、徐调孚合编《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分为甲种本6册和乙种本3册），与朱自清、吕叔湘、李广田合编《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全6册）、《开明文言读本》（全3册），又独立撰著了《少年国语读本》（全4册，小学五六年级用）等语文教材。

　　二、叶圣陶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

　　1948年底，叶圣陶应中国共产党邀请赴解放区，准备参加新政协。1949年3月，到达北平。4月，出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他提出：“解放军打到哪里，教科书送到哪里！”以此激励同人忘我工作，紧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他负责筹备主编新中国第一套中小学各科教科书，主持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的起草工作，并亲笔拟订了《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1]8月，编写出版了《儿童国语读本》（全4册，小学三四年级用）。1949年还编写出版了《幼童国语读本》（全4册，小学一二年级用）。叶圣陶主持编写出版的新中国第一套大中小学教科书差不多与新中国同时诞生，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继续主管大中小学教科书编辑、出版、发行工作。1950年1月，出任由教育部与出版总署联合成立之全国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12月，我党在新中国开办最早的出版社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2]叶圣陶担任社长兼总编辑，直接领导各科教学大纲与教材的编写和实验，特别是他亲自主持编写出版了新中国第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学和师范学校教材。1951年，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培训班讲课4次，以提高教材编辑人员的业务水平；同年4月，主持召开第一届全国教科书出版会议，致开幕词并报告人教社成立经过，提出“调整生产，准时出版，及时供应”的12字方针。[3]1952年7月，再次主持召开全国教科书出版工作会议。1953年5月，根据毛主席关于人教社“宜大量增加编辑人员”的指示，制定充实教材编辑队伍的计划。[4]1954年10月，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教社社长和总编辑、《人民教育》杂志编委会副主任、《中国语文》杂志编委；开始领导汉语和文学分科编写教材的实验，亲自主持制订教学大纲草案，主持召开分科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向北京市语文教师作了题为《关于语言文学分科问题》的报告，阐明分科教材实验的意义。1955年11月，任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语文教育部主任。1956年6月，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语文教学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提出按知识和能力系统分别编写文学、汉语和作文三套教材的设想。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实验和设想没能得到落实，但对以后的影响还是深远的。1963年12月，被推举为民进中央副主席。“文革”爆发后，被免去教育部副部长职务。

　　叶圣陶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创始人，他对“文革”前人教版教材的编辑出版倾注了全部心血。除了几套语文教材之外，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其他各科教材，如历史、地理、生物、自然常识、政治、教育学、心理学等科教材，几乎都是经过叶圣陶先生字斟句酌修改后才发排付印的。对于数、理、化等科教材，他亲自领导、组织编写、实验，在编写教材之前，与编辑人员谈编辑方针和指导思想等有关问题。正如叶至善所说，在人教社，叶圣陶“根据各科教学大纲制定选题，编写或组织稿件，审读，修改，定稿，设计版式，直到校对付印，检查成品，他都事必躬亲。有人以为他只管语文，其实不然，数理化他也管，也参与定选题，改稿件，看校样，尤其是生物课本，花的力气不小。”[5]又如叶圣陶1953年3月19日日记所记：“续看心理学稿一章，至此，上册之七章全已改过，下册尚未交来。”“余改课本原稿，始于去年上半年，迄今已历三学期。”“灿然（即金灿然，时任人教社社务委员、副总编辑兼秘书长——本文作者注）谓此工作若作总结，将有助于同社诸君，至少可资编撰时参考。”“因拟嘱陈侠（时任人教社教育编辑室负责人——本文作者注）保存余粘于稿上之全部纸条，俟心理学排校完毕，据此比照研究，或可找出些东西以饷同人。”6月12日日记：“昨日陈侠交余教育学稿一章，今日看之，于不妥处一一为之眉批，希社中同人仔细参详。”

　　在人教社成立大会上，叶圣陶指出：人教社的编辑出版人员来自不同的部门和地区，“希望来源不同的工作同志聚在一块儿，是化合，不是混合。由于化合，大家成为更进步的新人，为编好、印好、供应好教科书而努力。”[6]为了提高人教社编辑出版人员的业务素质，提供交流教材编辑出版心得体会的园地，叶圣陶主持创办了内部刊物《出版情况》和《编辑工作》，并亲自撰写按语、评论等，如《〈课本中的数字使用问题〉的按语》、《编辑施工计划》、《重视书籍的绘图工作》等文章[7]对教材的编辑出版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革”以后，叶圣陶对人教社教材编辑出版工作仍一如既往地关怀备至，对人教社的改革和发展寄予厚望。1977年他担任人教版全国统编中小学语文教材顾问。1978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1979年2月，任教育部顾问；12月，担任挂靠在人教社的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名誉会长。1980年7月，在由人教社等单位发起的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重申语文教材的实验研究问题；11月18日，以86岁高龄，冒着严寒，到人教社主办的中学语文教材改革第二次座谈会上与代表见面并讲话，呼吁中学语文教材要进行大的改革；12月1日，参加庆贺人教社成立30周年大会并致辞；同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1981年11月26日，他针对社会上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在《人民日报》发表情真意切的《我呼吁》一文。该文得到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的高度评价。1983年1月，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6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4年底，当选为民进中央主席。1985年，叶圣陶专门为人教社成立35周年撰文，殷切希望人教社的同志们“努力不懈，使自己的工作紧跟上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8]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代宗师，叶圣陶晚年虽身患疾病，但仍与教育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关注着人教社的教材改革和发展，回答师生提出的问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在叶圣陶诞生100周年之际，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了激励广大干部职工献身教材编辑出版事业，在社内竖立了叶圣陶铜像。另外，还隆重推出了5卷本《叶圣陶教育文集》，为人们研究叶圣陶教材编辑思想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研究和学习叶圣陶教育思想的重要工具。该书出版后先后荣获多项荣誉，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极大地推动了叶圣陶教育思想的研究和传播。

　　三、叶圣陶论教材是用以开发无限宝藏的锁钥

　　叶圣陶强调教材是教学的依据，是精选出来供学生学习的例子，而不是教学的终点。他在《〈略读指导举隅〉前言》指出：语文教学要顺利进行，“不能凭空着手，都得有所凭借。凭借什么？就是课本或选文。”他在《谈语文教本》里说：“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从青年现在或将来需要读的同类书中举出来的例子；阅读同类书，不至于摸不着头脑。所以语文教本不是个终点。从语文教本入手，目的却在阅读种种的书。”“语文教本好比一个锁钥，用这个锁钥可以开发无限的宝藏。”他反对民间胡编乱造的教科书，呼吁教科书应由有经验的教师来编，但他主张教学要采用教科书但不拘泥于教科书。到了晚年，叶圣陶仍然认为：“教材即使编得非常详尽，也不过是某一学科的提要，加上一些必要的范例罢了（语文课本几乎全是范例）；因此，教材只能作为教课的依据，要教得好，使学生受到实益，还靠老师的善于运用。”[9]

　　如上所述，叶圣陶认为教科书不是语文学习的终点，而只是学习其他文章和书籍的起点。他认为，在语文教学中养成一种习惯要经过反复的历练，“单凭一部教本，是够不上说反复历练的”。所以，“必须在国文教本以外再看其他的书，越多越好”。他说：“应用研读国文教本得来的知识，去对付其他的书，这才是反复的历练。”他在《略读指导举隅》中总结了一套略读课外书籍的学习方法和指导方法，另外，他还为学生编辑出版了大量课外读物，如选注出版了《荀子》、《礼记》、《传习录》、《苏辛词》等，撰著出版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等童话。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