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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教材编辑活动与思想研究

［来源：佚名点击数：4873 时间：2010/2/23 编辑：冰河］

图书工作室 讯：

　　四、叶圣陶论编辑教材要考虑时代要求和学生心理特点

　　叶圣陶主张教材要反映时代的要求，与时俱进。1919年五四运动后，作为新教育运动和教材改革的卓越前驱，他连续撰文对教材编写出版中的积弊加大抨击的力度。他大力倡导白话文，主张“小学国文教材宜纯用语体”，“教材或由搜集，或由创作”，“力避艰古而近口说”，重点培养学生的推理和观察能力，教材编辑的宗旨是：“顺自然之趋势，而适应学生之地位。”

　　叶圣陶在谈到1922年他与顾颉刚合编的初中《国语》教材的编辑思想时指出：“本书选择宗旨，以具有真见解、真感情及真艺术者，不违反现代精神者为限，不规规于前人成例”，“本书既为初中读本，故务求适于学生诵读”，“本书于各篇作者均附撰略述，列入注文，俾读者略明白时代、环境与文学之关系”，“本书编撰，颇为创格”。他主张教科书要体现时代精神，课文要能诵读，这些都是教材编辑的真知灼见，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套教材的特色在于语体与文言并叙，采用递进法编列。教育部在审定这套教材的意见中指出：“中间有数课将语体文与文言文对照，可以领导学生从语体文进习文言文，用意颇好。”

　　叶圣陶主张教材改革，抨击复古主义，但他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他针对教育界文言和白话对峙情形，提出中学国文教材新旧兼备、文白并重的思想。

　　叶圣陶认为，语文教材要切合时代要求以及学生的心理特点，并具备教育意义。他在《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编辑例言》中指出：编辑教材时要研究学生的生活和程度；“足以表现现代精神的，与现代生活有关涉的，为现代青年所能了解、所能接受的”材料才能入选课本。在《开明国语课本·编辑要旨》中，他认为：教材“要适合儿童学习心理”，“内容以儿童生活的进展，逐渐拓展到广大的社会”，并“尽量容纳儿童文学及日常生活上需要的各种文体。”好的教材应该：“用词力求正确，造句力求精密，务期与标准语相吻合，堪为儿童说话作文的模范。”在《略读指导举隅·前言》中他又说：教材不但要适应学生的一般兴趣，而且还要“切合教育的中心意义，不忽略教育意义”。

　　教材建设要与时俱进，要有时代气息和现时感，但要注意学生的接受能力，不要把“学生看成瓶子”，随心所欲地往“瓶子”里装“政治教材”和“劳动教材”。[10]这是叶圣陶的一贯主张，直到晚年，他仍然告诫教材编辑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不断研究儿童心理。

　　五、叶圣陶论教材的编排形式

　　叶圣陶认为，教材的编排形式一定要讲求科学性，并能帮助学生掌握系统的学习方法。在《关于〈国文百八课〉》中他说：“杂乱地把文章选给学生读，不论目的何在，是从来国文教学的大毛病。文章是读不完的，与其漫然的瞎读，究不如定了目标来读。”又说：“选古今现成的文章做作材，这虽已成习惯，其实并不一定是好方法”，“最理想的方法是依照青年的需要，从青年生活上取题材，分门别类地写出许多文章来，代替选文。”如果这一理想不能实现，他主张使“文章的处置全从形式上着眼”，“给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关于语文教材编排科学性的标准，他在《谈语文教本》中说：“内容方面，大概可以凭借背景的亲近不亲近，需要的迫切不迫切，头绪的简单不简单这些条件。”又说：“着眼在背景、头绪、需要、结构、规律等等方面，也许可以使学习的人受用得多。”即学习了编排的科学性很强的教材后，“学生自己去读成本的书”，实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目的。

　　在1932—1934编写的一套绘画本12册小学国语课本的《编辑要旨》中，叶圣陶在编排体例等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系统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原则。这套教材形式与内容和谐统一、材料活泼隽趣且不落窠臼，天真气氛流露于字里行间，颇合儿童脾胃，因此，受到普遍地长期地采用。

　　叶圣陶还主张中小学教材的编排一定要图文并茂，插图和教材内容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他对人教社的编辑说：“书籍里有些图画，决不是装饰和点缀，虽然每一幅画都要求它美。图画跟写在书里的书面语言有同等的重要意义。”[11]他指出：“咱们社里出版的主要是课本，课本是国家对学生进行教育的主要的工具，是学生受教育时候的主要的精神食粮。”因此，课本的绘图工作尤其要认真，在编排上尤其要做到插图和书面语言的有机配合。

　　六、叶圣陶论教材的编辑加工

　　叶圣陶认为，编辑人员编写和编辑加工教材时要心中有教学、心中有老师、心中有学生，决不能故步自封、闭门造车。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教材编辑不能取那种“拉在篮里就是菜”的办法。在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时，他向编辑人员提出：“要考虑教师怎样去教，还要为学生的学着想。编辑先生应该时刻假想教师面临的情况，设身处地于教学活动中，考虑怎样才能让学生心领神会。”[12]他主持教材编写，经常组织实验，征求教师意见，在试教中发现问题，及时对教材进行修订。1960年，叶圣陶担任根据中宣部指示成立的全国中小学教科书编审领导小组负责人，主持新一轮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制订和编撰。除了到外地视察、调研外，他还以北京的3所学校为教材实验基地，将新编教材先行试教，以取得经验，完善教材，向全国推广。1962年2—5月，叶圣陶与3所学校老师共同备课，或听课或演讲指导，一直到新教材实验总结，亲自参加教研活动有14次之多；同年，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业务学习班系列讲座10次。此后，形成了1963年的新大纲草案及据此编写的中小学12年制语文教材。

　　叶圣陶指出，教材的编辑加工“从内容上讲，要剔除陈旧的材料，补充必要的最新的知识，还要注意各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配合，避免重复和累赘。”“从效果上讲，要做到让老师便于教，让学生乐于学。”[13]

　　叶圣陶在教材编辑加工上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不仅自律严，而且对编辑人员要求高。他认为，在教材编辑加工时要严肃、认真、缜密、精雕细琢。“加工之事，良非易为，必反复讽诵，熟谙作者之思路，深味作者之意旨，然后能辨其所长所短，然后能就其所长所短而加工焉。”[14]编辑加工教材决不能抓大忘小或抓小忘大，要逐字逐句推敲，“一句话一个字都不能放过”。[15]在教材编辑加工中既要以科学为重，毫不迁就，又要尊重作者，不可莽撞妄改。他指出：“欲求加工得当，必深知读书为文之甘苦。”“作者文笔，各有风裁，我人加工，宜适应其风裁，不宜出之以己之风裁，致使全篇失其调协。”[16]

　　总结自己一生教材编辑活动，叶圣陶认为：“提高课本的质量，主要经验有三条：一是多调查多研究，要着重效果，分析原因；二是多向老师请教，因为他们是实践者；三是在工作中锻炼，不断地提高编写的能力。”[17]

　　七、叶圣陶论编写教材与个人著述的不同

　　叶圣陶认为，编写教材与著述不同。个人著述行为自由度较大，写作内容和形式都可不拘一格，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违背基本原则，都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编写教材必须体现国家意志、民族精神和一定的教育方针政策，具体说来，就是要严格遵循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按照一定的教育教学目的、任务来编写教材。

　　叶圣陶指出：课本是育人之本，教材编写必须规范化。教材编写者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不能过分强调个人的爱好与兴趣”。教材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的大政方针，要反映时代精神，要体现社会公德”。教材的形式也要规范化，语言平实清新，力求是定评之作。“编辑拿出来的是语言，写在课本上的是语言，能否给人好的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非注意不可。”[18]教材担负着从各方面提高学生的任务，从这一角度讲，比个人著述要求要高要严。教材编辑要不断提高政治理论素养和业务水平，“要从各方面去钻研，去吸收，使化为自己的东西”，这样，“才能左右逢源，运用自如”。[19]

　　综上所述，叶圣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我国的教材改革和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新中国教材编辑出版发行事业的卓越领导人，他献身于教材编辑出版事业的崇高精神和事迹，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关于教材编辑出版的远见卓识有待我们进一步系统总结、研究和发扬光大。

　　（说明：本文在《课程·教材·教法》月刊正式发表时署名“闻默”）

　　注释：

　　[1] 此前只有“国文”“国语”之称，“语文”一词由叶圣陶首先提出并沿用至今；现行人教版语文课本的封面“语文”二字是叶圣陶手书。

　　[2] 人教社12月1日成立，12月10日补行成立大会。

　　[3] 《叶圣陶社长开幕词》，见《出版情况》第五期，人教社1951年4月20日编印。

　　[4] 参见叶圣陶5月25日日记。

　　[5] 叶至善：《叶圣陶和编辑工作》，载叶至善著：《我是编辑》，第387页，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8年版。

　　[6] 《本社成立大会上叶圣陶社长致辞》，见《出版情况》第一期，人教社1951年1月15日编印。

　　[7] 均参见《叶圣陶集》第18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版。

　　[8] 《叶圣陶出版文集》，第36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

　　[9] 叶圣陶：《关于探讨教材教法的几点想法》，载《课程·教材·教法》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