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工作室 讯:
审稿意见会因时势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一个事实。
从我经历过的审稿活动,有一个典型的案例:
197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复业不久,我在社会科学编辑室做编辑工作,受领导责成我开始清理因“文革”停业而遗留的旧稿,我翻出一本由上海沈起炜先生写的《五代史话》书稿,此稿写成于1964年。当时责编审读后,认为“稿子写得不好”,这位老编辑的审读意见如下:
1.这段时期的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了解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稿子没有把握好这个基本线索,像:各个统治势力究竟是怎样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群众,怎样拼命维护他们的统治利益的?劳动人民究竟过着怎样痛苦的生活,怎样进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这些问题,还没有充分反映出来。
2.和上面问题相联系,稿子把统治者的活动写的太多,作用写的太大;把人民群众的活动写的太少;作用写得太轻了。
例如:①虽然也讲了点农民起义,但是讲得既简略又轻淡,远没有把这些起义的声势、力量和作用反映出来。例如母乙起义,这样一次规模、影响较大的农民起义,只写了七行,并且用“他们的实力究竟不够强劲”这样一句话来断定起义失败的原因。这只能使人觉得这次起义是无足轻重的,起义的力量是很微弱的。实际上,后梁政权出动了全部禁军,加上许多地方军队,才能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五代史也许确如作者所说,“是农民起义比较沉寂的时期”(P24)。但是这时规模较大的起义,绝不只是稿子讲到的那几次(母乙、反契丹、张遇贤)。规模小的,更是随时都有发生的。广大农民的这些反抗斗争,是历史的真正动力,无论如何,不应该就这样轻描淡写。
②人民群众这时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仍然在生产斗争上做出了成绩和贡献。稿子在这方面也是有缺陷的。例如,钱塘江的海塘建筑,本来是劳动人民创造。作者不是正面描述劳动人民的这种创造,却用来着重描绘钱镠的业绩,对劳动人民只是附带提了一句。又如,讲楚国生产的发展时,只是片面地讲马援如何提倡造茶种桑,等等,还用“地大力完”的说法来加以渲染,对劳动人民则只字不提。
稿子使人觉得,五代史仿佛就是统治者活动的历史,人民,不过几个陪衬,无足轻重的力量罢了。这是歪曲历史。
3.缺乏阶级分析。例如:
①这一时期统治者的活动和他们相互之间的混战自然还是要讲的(但是不要讲得那么多)。问题是:论说这些事情时,应该有意识地透过历史事实,告诉读者这些活动和混战究竟具有怎样的阶级性,它的阶级原因是什么?稿子在这上面做得不够的。
②有些提法有问题。如说某些割据势力“不消多久便自行消灭”,“只是”由于“他们在经济上没有办法”等等。这是离开阶级分析的说法。
③讲石敬瑭当儿皇帝,臣服契丹、割让领土时,主要是从民族观念出发来讲的,而没有透过民族关系的这一层现象,指出统治势力相互利用,共同压迫剥削人民的实质。
以上,是这本稿子在内容上的主要缺陷,这些都是基调性的问题,需要请作者重新考虑。
此外,稿子的章节是按照编年史的顺序安排的。在一般断代史上,这样安排是可以的。但五代十国的历史错综复杂,这样安排就显得头绪乱了。不如先写五代,接着集中地写南方国家和北汉。”
我重新审读了这部发了黄的旧书稿,写下了我的审读意见:“这是‘文革’前的旧约稿,过去审稿时认为这本书对农民起义写的不充分,‘把统治者的活动写得太多,作用写得太大;把人民群众的活动写得太少,作用写得太轻了’,‘有基调性问题’,‘需要作者重新考虑’,后来就放下了。过去的审读意见,明显地脱离了历史实际(因为这一阶段农民起义是比较少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
这部稿子写得还是不错的,脉络清楚,文笔生动,对五代十国的兴亡,其间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众多的历史人物评述都讲得比较充分、具体。”
我主要提了以下修改意见:
“1.五代十国时的经济状况,包括生产受到破坏和恢复发展情况要做些补充,充分说明经济的兴衰是王朝兴替的根本原因。也是评价历史人物功过的准绳。
2.五代十国的文化状况,包括受到破坏和恢复发展的状况,要做补充。
3.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民族融合情况要做些补充。
4.对于‘让步政策’的问题,因目前史学界尚有争论,建议不用这一提法,如实讲述史实就可以了。”
这部几乎被退回的书稿,经过我和其他同志的审读,于1983年出版,首印42000册,1985年2版,印152000册,收入了“祖国丛书”。1995年收入“中国小通史”,至2000年重印三次,共12000册。《五代史话》共印了206000册,也算是畅销书了。
“文革”前的审读意见,明显地受到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大气候的主导,不太实事求是。“文革”后重新审读,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意见。“文革”后,为什么能写出比较实事求是的审读意见,也是与当时的大气候有关。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倡导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召开前夕展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深刻地影响了编辑人员的思想、分析问题的方法。《五代史话》的重新审读、重新出版与这一大气候密切相关。
这种因大气候变化而影响审稿意见发生改变的案例还可举出很多,比如关于末代皇帝溥仪所著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从1957年溥仪开始写作,1959年由群众出版社内部印行(灰皮本)到1961年由李文达执笔完成50万字一稿大字本,又加印若干样本送公安部内外领导、专家审阅。这个另起炉灶的“一稿本”先后请康生、陆定一、陈毅、罗瑞卿、周扬、郭沫若、茅盾、老舍、刘大年、申伯纯(时任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审阅,还送文化部、统战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审阅。后又形成“二稿大字本”(两册,52万字)由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担任“二稿大字本”的审读主要召集人。1962年11月27日,在政协礼堂第四会议室召开了《我的前半生》的专家座谈会,到会的专家有翦伯赞、侯外庐、黎澍、刘大年、金灿然(李侃代)、邵循正、翁独健、何幹之、杨东莼、申伯纯、姚艮、于浩成、李文达、吴群敢,由申伯纯主持会议,溥仪本人也参加了座谈。1963年3月21日张治中致函申伯纯详细谈了对书稿的意见,老舍先生也从文字、写法上提出了修改意见。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还指定王宗一对此稿进行了审读。综合多方面的修改意见,1964年3月《我的前半生》正式出版。从1964年至2007年此书在出版后42年间,重印22次,累计销量187万册,有十几种海外版本出版,成为一本极富影响力的传记图书(该书的各种审读意见、审读经过,可参阅《出版史料》2006年4期孟向荣《〈我的前半生〉档案记略》)。
由于历史的原因,1964年正式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删去了初稿中的一些内容。比如当时审稿人对涉及东京国际法庭审判、涉及国际关系的内容因需要核实事实有困难建议不要写。如翦伯赞先生提出:“东京法庭一段不要写”,“在苏联的一段也要仔细研究。”
这些年来,随着溥仪前半生的活动不断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和戏说演义,不少专家、学者、读者不断与群众出版社联系,希望了解溥仪前半生的更多真实的内容。为此,2004年上半年开始该社又对原来被删节的内容进行严谨的论证研究,“从原来没有被收入的部分摘录整理出16万字的内容,并征询了有关部门专家的意见,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推出了更具史料价值的《我的前半生》(全本)”(详见2007年1月3日《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我的前半生〉出版由来》)。
《我的前半生》属于重大历史题材的书稿,经过领导、专家的多次审阅是完全必要的,审读修改后书稿质量也明显得到提高。现在增加16万字的内容,是送审修改前的“二稿大字体”中的内容。读者比较阅读这两个版本,自然可以得出结论: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审稿意见也发生了变化。
2007年7月25日,《中华读书报》又发表了“关于大型革命史料丛书‘星火燎原’未刊稿的前前后后”的报道,这则报道告诉我们,1956年8月9日,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建军30周年纪念,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国发起了以“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为题的征文活动。全国应征稿件3万余份,送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的有11610份。这部书稿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刘少奇、邓小平亲自参与修改文稿。9位元帅(林彪未撰稿)不仅自己写稿,还负责审稿。但最后入选的只有635篇文稿。据当年参加编辑工作的老同志回忆,一大批书稿未能刊用只因为“当时必须考虑各方面野战军的篇数平衡,有的部队篇数过多,即使文章很好很重要也不得不忍痛割爱”。“二是政治因素的影响也是重要原因。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一批老同志如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文章因政治原因被列为‘暂不刊用’或‘后排’,此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被批评的老同志也照例被列入‘不刊用’的名单”。还有就是因为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性用纸紧张“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审核《星火燎原》书稿后,决定大大压缩出书规模”。
2006年为纪念建军80周年,解放军出版社的几位同志想到了这批“未刊稿”,几经周折,找到了部分存稿,比较完整的还有1000余篇,在此基础上又出版了10卷本《星火燎原·未刊稿》。
从1958年开始出版《星火燎原》10集到2006年开始筹划出版《星火燎原·未刊稿》10卷本,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史条件不同,审读、处理书稿的意见也会不同。
从上面这三个事例可以看出:
1.书稿审读必须关注大气候,一些重要的、带政治性的书稿,考虑是否出版、何时出版,一定要考虑到现实的政治效果,考虑如何出版在政治上更有益、更有利。重要的书稿,经过送审、层层把关是完全必要的。
2.关注大气候,关注政治效果要与坚持实事求是统一起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些问题涉及敏感的政治话题,或从政治效果考虑不宜发表是需要暂时回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应把政治同事实对立起来。注意政治,决不意味着违背事实。既要注意政治,又要坚持实事求是。政治的现实,有时需要我们在表达方式、发表时间上加以考虑,有时需要回避,但回避不能违背事实、虚构事实。审稿时暂时不用的东西应以予保留。
3.政治性问题,要多考虑、多思量、多请示。政治问题,方面多、变化大。书稿中什么是政治问题,如何处理妥当,也是随形势变化而变化,不能一概而论。编辑要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留心政治形势,努力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不断提高政治、政策水平,学会处理书稿中的政治问题。
4.由于时代变迁,审稿意见也会“与时俱进”,但对历史上的审稿意见,要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予以理解。汲取其中合理的部分,修正已经过时的部分,不要简单地一笔否定。
(作者:郑一奇 中国青年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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