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商务印书馆

图书工作室 讯：
当我们回首20世纪百年中国学术最高文化平台时，在曾经发生过广泛影响的独立学人的群贤中，有钱穆的身影。这位从江苏无锡乡村教育走入学林高人行列的钱穆先生，自新文化运动时期著《论语文解》、参加科玄论战起，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而后参加古诗辨、著《国史大纲》、创办香港新亚书院、提倡新儒学运动、著《朱子新学案》，以中国士传统的通儒与《春秋》家的角色参与着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进程。一部新作(《通儒与春秋家——钱穆与中国文化通论》即将在商务印书馆付梓出版，回眸钱穆先生一生的学术足迹，不难发现著作等身的他曾经与商务印书馆结下不解的渊源。或许正是当年张元济先生不遗余力地提携人才，或许就是那张百元商务书券成就了日后一代学术宗师钱穆。
　　钱穆是当世公认的学术大家，一代宗师。他以史学成名，但学问之渊博，已经使其治学超越了史学而成为所谓“国学大师”。他曾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这样表示：“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唯望时间之绵延，绝不想人生有无限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体具足，循环不已。”可以说他实现了这一目标。在他逝世之际，他的弟子逯耀东曾发出“绝了，绝了，四部之学从此绝了!”之感叹。
　　钱穆1895年7月30日(农历六月初九)生于江苏无锡，1990年，以96岁的高龄于台北寓所去世。终其一生，钱穆都与商务印书馆有着密切的交往。1912年，中学刚刚毕业的钱穆以《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投稿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参加征文比赛。文章认为目前英法侵犯我国东南海疆，日俄霸据我国西北边陲，一可谋和，一可交战。该文获三等奖，得奖金25元。按理所录取之征文均应刊载，但该文因所谓“涉外交机密”而未登出。尽管如此，它是他“投寄报章杂志之第一文”(钱穆《师友杂记》语)，在钱穆生平中具有相当大的意义。
　　1918年，钱穆《论语文解》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书仿《马氏文通》例论句法，以《论语》为例逐条释读而成，是他在无锡县立第四高级小学讲解《论语》的副产品。未经任何名人、熟人推荐，他径自寄稿给时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准允出版。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毛头小伙儿、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学界无名小辈，能够在当时已经雄踞中国出版业龙头的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专著，在今天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事，也是当时商务印书馆主事者张元济不拘一格提携人才“昌明教育”等出版理想的具体体现。《论语文解》是钱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它开启了钱穆60余年的著述生涯。另外，这部书对钱穆还另有一种裨益，按照他与商务印书馆达成的协议，图书出版后商务“酬赠原著百部”(当时的初印数一般在数百部，超过千部的甚少)。钱穆去函相商，希望以此换商务书券一百元，得到了认可。商务书券本来是作为代用金购买商务本版图书的，在全国许多地方可以使用，信用非常好。在拿到书券后，钱穆与无锡城中的一位书店老板协商，用此百元书券，在其书肆中随意选购图书，不限商务版图书，而重点选购了他所缺的经史子集类图书。这些书构成钱氏早期藏书中重要部分。钱穆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自此余学问又进。此百圆券实于余大有裨益也。”
　　而后，钱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著作：1926年，《论语要略》(又名《孔子研究》)。此书讲述孔子事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学者蟹江义丸《孔子研究》的启发。1930年，《墨子》和《王守仁》。此二书为商务印书馆大型丛书《万有文库》拟定的选题，钱穆自负责此丛书的方壮猷处申请而来，“以一周成一书”的速度完成于1928年春。1931年，《周公》、《国学概论》和《惠施公孙龙》。《周公》一书系编译日本学者林泰辅《周公传》而成。《国学概论》1926年夏开始编著，本为钱穆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任教时的讲稿，随讲随录。此书是钱氏的代表作之一，它采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大意，分期叙述，“于每一时代学术思想主要潮流所在，略加阐发”，“其用意在使学生得识两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流转变迁之大势，以培养其适应启新的机运之能力”。1935年，《先秦诸子系年》出版，此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写作过程。钱穆自称从1923年开始动笔，在苏州中学任教时完成大半，定稿于任教燕京大学之时，正式出版时已改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可谓作者着力最多、考证最细的著作之一。1937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此书本为作者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讲稿，初讲之时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书中对当时言政“一以西国为准绳”、“言学则仍守旧故丛碎为博实”的现象颇多感慨，立意“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备一家之言”。据说此课旁听者甚众，屡由小教室改大教室，在“选定之课可任意缺席”的北京大学成为罕事。即便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动荡不已的岁月，钱穆与商务印书馆的交往仍未中断。1940年，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国史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这部当时被列为部定大学用书的教科书“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为时代急需计”，其立意与写作受到了陈梦家的鼓励与启发。书成后，1939年夏交商务印书馆(当时由沪迁到了香港)，因战乱及审查等原因迟至半年后方在上海印刷。又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此书印成后仅有最先一批书数百种运销后方，不得已在重庆以国难版发行。1945年11月，重庆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钱穆的《政学私言》：同年，钱穆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中国学术思想史之分期》、《选举与考试》、《神会与坛经》、《学统与治统》、《人治与法治》等文。综观钱穆前半生，他的几乎所有重要著作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1949年之后，由于各种原因，钱穆与50年代初由上海搬迁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总部脱离了关系，但与由商务印书馆台湾分馆发展起来的台湾商务印书馆仍维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并在那里出版了《孔子论语新编》等著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的著作又陆续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如《国学概论》、《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导论》、《先秦诸子系年》、《史记地名考》和《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等。近年钱穆遗孀钱胡美琦女士更有意把钱穆所有著作交由商务在祖国大陆出版。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大弯。而这也许正合钱穆先生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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