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工作室 讯:
我那时血气方刚,斗志昂扬,一个有理想的青年真的是朝气蓬勃。 怎么追求卓越? 就是生产最好的产品,提供最好的服务,做优秀的员工,做出色的企业。 应该说X社的企业文化是非常棒的,团队的氛围与力量带动个体员工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这给企业与个人带来了活力与动力。 2001年X社选派一批年轻人到北京去创业,我是其中的年轻人之一。最初,我租住在一个地下室,那里仅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如果是待在北京,我每天基本上是“两点式”:地下室—办公室,每天待在办公室的时间是10-15个小时;如果是去外地,那一定是在做图书的推广营销,我基本上是“三点式”:车站—书店—学校。 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我个人的成长与企业的成长都比较快:作为编辑,由默默无闻到小有名气,我已能独当一面,还做出了不少畅销书;作为企业,X社的图书品质与品牌有了更大提升,也挣了不少钱,驻京员工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也有了比较大的改善。 记得有一次领导非常明显地表示:“不提倡编辑搞创作,编辑要多写书评,少写小说。”我当时觉得领导的提议十分荒唐,看看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这些大家,他们哪个不是既编书稿又写文章,既做编辑又做作家?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领导说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和鲁、郭、茅所处的时代已不一样,以前是卖方市场,只要作品好、产品好,不愁没有销路;现在是买方市场,作品好、产品好只是基础和前提,还得想方设法搞好营销,才会有销路,也就是说编辑除了编好图书还得搞好营销,而营销对编辑来说是一个新角色、新挑战,需要投入很多时间与精力。二是年轻人做事最好是心无旁骛、专心致志,这样才能更快出成绩、出成果,头绪太多、战线太长,很容易陷入混乱、无序、疲于奔命,其实效率反而不高,而且搞创作的人一旦进入角色,进入到所创作的“故事”里,常常难以自拔,不管不顾,真的是很容易误事——误编辑的事。 那段时间,我舍弃了众多爱好,专心做图书,除了书评,几乎不再写其他文章。中国的书评大多是为了营销而写,我也未能脱俗,这决定了我写的书评大多是表扬与自我表扬式的书评,以致我的同学和朋友们见面后很不客气地“夸”我:“……中国从此少了一个小说家,多了一个书评家!” 有一段时间,我同时操作22本图书,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啊?——昏天黑地!!几乎所有的同事一见到我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就是:“余老师,你的书进展到哪一步了?”老婆到北京出差来看我,我居然把她“晾”在一边,一头扎进我的书堆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晾”她,我已经深陷泥淖出不来了。老婆质问我:“你是和书结婚还是和我结婚?”我哑然无语。可为什么要同时编22本书呢?为什么?我也反复问自己。除了大环境的别无选择以外难道不也是因为自己贪大、求快的缘故吗? 记得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女同事忍不住抱怨:“X社这是把女人当男人使唤,把男人当牲口使唤!”我说:“能做牲口已经很不错了!怕的是有一天,想做牲口还没人瞧得上。” 做编辑干的是智力活,同时也是体力活。 是选择留下还是选择离开?
当我意识到自己需要“减负”时,我已经没法停下来了。 领导说:“余人,你最近不在状态!《××××》的销量在下滑啊!你是怎么搞的?”我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同事说:“老余,你这本书的营销方案还没有发给我啊!……这本书的目标是至少销十万册,领导已经发话了,你赶紧拿营销方案。——余老师,你是名编耶,你怎么能做只销两万册的图书?!”我是只能高标准不能低要求。作者说:“余老师,你责编的‘XXX’销到几百万册了,我这本书当然不能和‘XXX’相比,但内容也是非常精彩的,销个十万二十万没问题吧?!”作者讨价还价的参照目标很明确,我有苦难言。——我能感觉到,我被戴上所谓“名编”的帽子后,周围几乎所有的人对我的期望值都水涨船高了。我是扛着还是趴下? 那时已有不少编辑相继离开北京回老家或者离开X社,离开的理由与原因各种各样,同时有更多新面孔陆续进入X社——人才流动已成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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