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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机遇下中国出版业海外投资的风险与对策

[ 来源:佚名    点击数:277    时间:2018/4/6    编辑:冰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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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工作室 讯:

“一带一路”机遇下中国出版业海外投资的风险与对策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给包括出版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提供了走向世界市场的新机遇。“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的“五通”之一,出版业“走出去”以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精神、提升中国影响为使命,在促进“民心相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一带一路”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文化和宗教信仰存在差异,出版企业“走出去”会面临不小的风险,这也是迄今为止出版企业海外投资目标国仍然集中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对于出版企业“一带一路”投资中可能面临的主要风险加以深刻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出版企业海外投资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出版企业谨慎决策,规避风险,避免盲目跟风,提高投资的成功率。

中国出版业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仍然较少

“走出去”战略自本世纪初明确提出以来,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2013年9月-10月,习近平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打开了一片广阔的蓝海,使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迎来了全新的机遇和市场。2016年,中国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截至2016 年末,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1294.1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9.5%。

与大多数行业一样,中国出版业的“走出去”也是从贸易开始,其间图书贸易和版权贸易为主要的“走出去”方式,逐步扩大到国际合作出版以及资本“走出去”的海外投资阶段。2003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提出“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支持一切外向型新闻出版单位尤其是实力雄厚的集团去境外发展”。此后,越来越多的出版企业开始迈出国门,拉开了资本“走出去”的大幕。概括起来,中国出版企业的海外发展主要有合资、合作、参股、控股,到境外建社等方式。其中,典型的案例包括:200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在英国伦敦成立全资子公司“中国青年出版社国际有限公司”,中国出版集团在巴黎成立中国出版(巴黎)有限公司;200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收购加拿大BC戴克出版公司全部医学图书资产,2011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新加坡世界出版公司在美国合资成立双世出版公司,2016年新经典战略投资法国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等等。

纵观中国出版业的海外投资,主要目的地仍然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在北美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欧洲以英国、法国、意大利、波兰等为主,其次是以日本、韩国、新加坡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其中又以日本为重点。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出版业仍以传统出版产品贸易及服务为主要进入方式,包括实体图书销售、教材输出、大型书展、版权贸易、承接海外印刷等,相比而言,合资、合作、独资、收购等方式的投资较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出版行业的特性所决定的,与其他行业相比,出版业对语言和文化有着特殊的需求,而欧美国家的文化优势相对明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小语种国家,文化较为弱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美欧日等国相比,经济较为落后,政治较为不稳定,给对外投资带来较多的风险因素。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而且能够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合作的五大重点之一,作为文化和知识的传播主体,中国出版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承担着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精神、提升中国影响的历史使命和社会价值。与此同时,作为市场主体,出版企业也与其他行业的企业一样以追求资本和利润为企业经营的主要目标之一。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过程中,有必要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对各类投资风险因素充分考量,积极应对,审慎决策。

出版企业“一带一路”投资面临四大风险

概括而言,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过程中,会面临多种风险因素,如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外汇风险、行业竞争风险、法律风险、税收风险、文化风险、劳务与人才风险等。对出版业来说,其面临的风险特点既有和其他行业共有的方面,也有由于行业本身的特殊性所带来的独特之处,需要出版企业谨慎防范,在上述各类风险中,以政治风险、法律风险、文化风险以及人才风险对出版企业的影响尤为显著。

风险之一——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数十个国家大多位于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因而有着极高的地缘政治风险,一些国家甚至常年陷于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中。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或转型期国家,政治体制脆弱,经济结构单一,部分国家政权更迭频繁,导致政局不稳。另外,近年来,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日趋肆虐,对这些国家的国内安全局势构成严重威胁。种种因素都导致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会面临极高的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普遍呈现出非市场的不确定变化,难以预测和防范,一旦发生必然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

对于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的出版企业来说,东道国政权更迭、发生战乱、冲突等会冲击企业的正常经营,除此之外,出版业尤其需要关注这些国家或政府对于出版业的监管或政治审查可能带来的风险。出版业的产品多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其生产与传播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以及社会秩序和公共生活等都具有广泛和强大的影响力,因此会受到国家和政府的政治监管与控制。与发达国家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政治制度欠成熟,部分国家政治中甚至存在较强的“领袖意志”,因此不排除其在政权交替时为巩固政治地位而对新闻、出版、传播等文化领域采取严格的限制或监管措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势必威胁到我国出版企业在当地的投资、经营与发展。

风险之二——法律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中大多数都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家的法律体制还不尽完善,人治多于法治,部分国家还有被殖民的历史,其法律制度比较复杂。此外,沿线国家隶属不同的法系,导致法律分类、审批模式、法律适用规则等有较大差异。另外,一些国家行政执法和监管复杂,执法透明度不高,腐败指数较高,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对外资企业歧视的状况,这些都会给投资者带来无法预测的法律风险。

具体到出版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投资时,一方面需要关注东道国法律法规中是否有对媒体和出版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一些国家的法律出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安全等方面的考量,会对合营企业中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范围和持股比例设定许多限制,或是要求合营企业中必须有所在国政府及其委派机构参与经营。如果有此类限制,无疑会对我国出版企业在当地投资造成障碍。

另一方面,出版企业对外投资时尤其要关注东道国与版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规避由于不同的版权保护法律环境所带来的法律风险。“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包括中国)的版权保护制度总体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目前有55个国家参加《伯尔尼公约》,缅甸、柬埔寨、马尔代夫、阿富汗和马其顿5国虽然没有加入《伯尔尼公约》,但已加入WTO,表明已经有60个国家实际执行《伯尔尼公约》的版权保护规定,只有不丹、伊朗、伊拉克、巴勒斯坦和东帝汉5个国家没有执行《伯尔尼公约》。国际公约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可以协调各成员国的版权保护标准,但相关国家或地区仍可以在国际公约允许的范围内,就版权的保护范围及例外、版权的保护期限和侵权救济方式等作出不同的规定。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版权保护客体有所差异。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泰国等版权体系的国家,更多地将版权作为一种财产权进行保护;波兰、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乌克兰等中东欧、中亚、独联体的大部分国家属于著作权体系国家,更重视对作者权利,尤其是作者精神权利的保护。

第二,版权保护对象略有不同。各国的版权法中都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规定,比如波兰明确规定了对数据库的保护,越南《知识产权法》规定利用者必须指明该民间文艺的来源,并且保持其真正的价值;埃及《知识产权法》则规定由国家主管部门行使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等等。

第三,版权保护期限较为复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自然人作品版权中的经济权利的保护期限规定主要有两种:一是规定为作者有生之年加上死后50年,如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泰国、马来西亚、沙特、阿联酋、埃及等国;二是规定为作者有生之年加上死后70年,如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以及波兰、保加利亚等已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此外,还有一些国家有特殊和更复杂的规定,需要在开展跨国投资前具体了解。

第四,版权侵权执法水平不一。东盟国家中,新加坡是知识产权管理最为规范的国家,而柬埔寨、老挝、缅甸等虽然加入WTO,但实际还未开始执行TRIPS协议的相关条款。中亚国家的版权保护更多停留在纸面,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普遍不高。中东欧国家在版权执法方面也有不同表现。

涉及版权保护的法规相对复杂且具体,并且许多国家的法律条文和法律环境与中国有较大差异,中国出版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时,如果对这些国家与版权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执法环境没有细致的调研和掌握,一方面易出现侵权风险,另一方面也面临被侵权且难以维权的风险。

风险之三:文化风险

对外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文化风险主要产生于不同国家、民族或宗教之间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会影响到组织或个人之间的交流,从而给跨国投资带来风险。“一带一路”跨越欧亚非几十个国家,广袤的土地上孕育出了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以及中国文明,不同国度的人们使用的语言多达上百种,世界三大宗教皆发源于“一带一路”,悠久灿烂的文明一方面造就了多元的文化,另一方面也使“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出现巨大的文化差异,企业赴“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因此面临不小的文化风险和沟通障碍。

出版业作为一种文化产业,文化风险对于出版企业投资“一带一路”尤为关键。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由于历史的原因,“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之间拥有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会产生不同的视域,因而导致各国读者间不同的阅读习惯、阅读需求和阅读兴趣,需要出版企业充分了解;第二,不同语言的障碍,我们过去在国际交往中多使用英语,但在“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英语通常不是母语,并且很多国家都拥有自己独立的语言文字系统,这给以文字为传播载体的图书出版带来极大的困难;第三,各国的宗教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集中度较高,比如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国民基本都信奉伊斯兰教,而在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基督教占据主流地位,在印度,人们多信仰佛教和印度教,不同的宗教信仰产生不同的宗教文化,甚至会在同一国家内或不同国家之间产生文化冲突和政治争端,其对出版行业带来的风险涉及出版物内容乃至企业经营管理等多个环节。

风险之四:人才风险

世界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的调查显示,88%的企业高管认为,海外并购或投资失败的首要原因是缺乏人才。“一带一路”建设对于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与欧美等国相比,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了解更为粗浅,缺乏对沿线国家的研究力量,导致对这些国家可能存在的风险不了解甚至误判的可能,此外,由于惯常使用英语对外沟通与交流,因此国内普遍缺乏通晓沿线国家使用较多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哈萨克语、印地语等小语种的人才,而了解这些国家经济贸易、资本运营、法律、税务等专业知识的国际化人才更是奇缺。

出版业是一个高度依赖人才的行业,优秀的领军人才、高级管理人才、策划编辑人才、版权贸易人才、市场营销人才是一个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中国出版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建立分社或者分公司,或是兼并收购当地的出版企业,可以实现从图书选题策划到发行营销的本土化运作,但这也对出版企业的人才配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想在目标国实现成功的投资并购,对于相关人才的要求更高,不仅通晓当地小语种,还要了解目标国家的出版市场、读者需求、出版和版权相关的法律法规,更要知晓当地文化,拥有跨国管理经验。在国内的国际化人才缺乏的同时,在目标国聘请当地的专业人才,也面临一定的困难,比如一些国家文化教育水平较低,难以寻觅到适合本社发展目标的人才,是而在另一些国家如果聘请当地的专业人员则可能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同时中方人员与外方人员在交流过程中因语言和文化差异而出现沟通障碍,也对中国出版企业的海外经营带来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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