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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工作室 讯：
其次，出版社领导要重视“走出去”工作。社领导要把“走出去”纳入出版社发展的总体布局。近年来，上海交大社确立了四大主战略，即“专业规模化、产品经营化、平台国际化、业态数字化”。出版社不能为了完成任务而“走出去”，要发自内心地想“走出去”。
一方面，“走出去”可以确立出版社在母体机构中的独特地位。我国很多出版社都属于某一个单位的附属机构，获得上级单位的支持，是出版社取得突破性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能够获得多少支持，要看出版社能够在上级单位发展中发挥多大作用。不幸的是，出版往往并不属于上级单位的主业范畴；幸运的是，在很多时候，“走出去”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将出版业务纳入上级单位的总体工作布局。以大学出版社为例，国际化是国内外众多大学的核心战略和发展目标之一，也是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外高等教育界的热点。除了师资、学生、课程、研发、校区等，通过国际一流学术出版商输出学术著作，将优秀的学术成果传播到国际学术界，是大学出版社“走出去”工作在学校整体规划中能够扮演的特殊角色。
另一方面，“走出去”可以帮助提升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一般来讲，能“走出去”的图书，在策划水平、内容质量、表述方式等方面总是技高一筹。不断推动“走出去”，年年增加“走出去”的品种，更多地向国际顶尖的出版商输出版权，可以促进国内出版社动员更多编辑力量、策划更有影响的选题、寻找高水平的作者和内容、斟酌更通用的话语体系。也就是可以倒逼出版社提升选题水平、多出精品。
从出版社整体层面来看，相比“引进来”，“走出去”使出版社有更多机会跟国际先进的经营理念碰撞，学习他们对数字化等新趋势的研判，以及国际先进的出版产业运作方式。
再次，要建立专业化的人才队伍。从2008年起，上海交大社就专门设立了国际合作部，目前有6名专职工作人员，均为“海归”人才，按照输出地域、图书品种、引进或输出等进行分工。出版社对其按照“走出去”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考核。
另外，版权输出还有三点注意事项：第一，要注重合作伙伴的选择。国外出版商，打交道最直接；国内出版商（含国外分支机构），政治上最可靠；版权代理公司，最能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特别是主题图书，合作伙伴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对合作一定要重视，办事效率一定要高。同时，还要找对合适层级的人。外商的版权经理并不负责对接中国出版“走出去”；策划编辑的诉求是寻找好的选题，但需要符合对方既有的运营框架和流程；最后，就是老板，编辑有的是盈利压力，老板则有支出推广预算的权限，可以打破框架、改造流程。
第二，翻译问题至关重要。曲解了原意就背离了“走出去”的初衷。直接由海外合作方进行编辑加工，既有好处，也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地方。比如，我社《中国能源问题研究》中的“改革开放”，中央编译局翻译为“reform and opening up”，爱思唯尔的编辑改成了“reform and liberalization”，出现了原则性错误，需要我们及时纠正。
第三，“走出去”要靠源源不断的优秀选题来支撑。例如，在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物规划中，上海交大社共有17个项目入选，大多由社领导领衔，社内骨干力量策划编辑，为我们“走出去”提供了核心的内容支撑。
（本文编辑：赵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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