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我喜爱的四种学术文采

图书工作室 讯：

俞晓群：我喜爱的四种学术文采 

我是出版人。从业三十多年来，从理科到文科，从小编辑到主持一些大型项目，接触过太多书稿，太多学者。同时我也是一个乐于写作的人，一面编书，一面学习，向作者学习，向书稿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修养，终生志向也是在编出更好的书，写出更好的书。现在谈学术与文采问题，立刻引起我许多联想。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愿意谈一点自己的感想。

我是出版人。从业三十多年来，从理科到文科，从小编辑到主持一些大型项目，接触过太多书稿，太多学者。同时我也是一个乐于写作的人，一面编书，一面学习，向作者学习，向书稿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修养，终生志向也是在编出更好的书，写出更好的书。现在谈学术与文采问题，立刻引起我许多联想。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愿意谈一点自己的感想。

一 学术的责任

谈到学术，人们往往会联想到那样一些词汇：艰深，生涩，枯燥，冷僻，难读，难懂，……究其原因，无外乎四点：一是用词的专业化，专家们会根据表述的需要，建立一个相对封闭或半封闭的语境，让外来者、旁观者感到陌生。二是专家们在自觉不自觉中，将自己的论说小众化，预设好既定读者，因此忽略或不屑于阐释性、描述性的表达，以及不注重修辞的表述。三是通常学术论文的文本规范，只注重所谓学术水准，并不提倡甚至禁止著作者的文字发挥，这种现象在自然科学中尤甚。四是久而久之，上述原因导致学者群体文字表述能力的退化，出现一些只会写“规范论文”的专家，却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学术观点，运用生动的语言，或运用丰富的文体表述出来。

我这样说，可能有专家会反对，认为顾名思义，专家之高贵，当然不能等同于小说家、散文家或芸芸写手了。其实也不尽然，我见过的大学者，其中实在不乏文笔优美、善于表达的人，像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木。作家中学术水平高超者，也不鲜见，像王充闾、苏叔阳、祝勇。即使在自然科学界，也有许多大科学家文采飞扬，很善于用优美的语言，将他的科学思想表述出来，像华罗庚、王梓坤、苏步青。以上旨在说明，学术文章的风格，并不等同于枯燥、乏味、艰深那些名词，其实再难懂的学问，我们的学者也有用生动的、有文采的语言，将它们表达出来、述说清楚的可能。关键在于我们的认识、我们的能力，以及我们的追求。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明确学术专家的责任。一般说来，他们在著书立说时，应该明确两个责任：一是学术的正确性与创新性，再一是说清楚你的思想和学理，让更多的人听懂，更多的人知道。前者不用说了，对于后者，许多专家往往认识不足。其实它很重要。记得在一九九三年，我曾经去西班牙参加一个国际科学史大会。会上许多专家的发言，很少有人听得懂。大会结束时，会议主席、美国人道本先生作总结发言，他的大意是：我们的研究有两个要点，首先是科学史研究的深入与新发现，这很重要；其次是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依然很重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学者，都应该重视被大众“知道”的意义。否则我们的研究就会陷入孤芳自赏，陷入为了“吃饭”而研究的境地，发展下去，圈子越来越小，知道的人越来越少，迟早会被社会唾弃，那是很可怕的。[1]

及此，我们得到结论：强调学术文章的文采，对专家而言，不仅是锦上添花，更不是画蛇添足，是水平，是能力，更是一个优秀专家需要完成的责任。

二 文采的意义

做学术出版，我们首先会建立一个专家库，将各学科名家汇拢起来，然后进行分级判断，确定一流专家、二流专家，直至末流。在各个等级的专家流中，我们又会分析哪位专家的文章好读，哪位专家的文章好看，哪位专家的文章有文采。有了这三个特点，他的书稿就会受到编辑格外重视，因为在学术水准等同的条件下，它们更有文化传播价值，更有商业价值。

举一个例子。二零零三年我还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工作时，曾经出版过 尹宣先生译作《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麦迪逊著）。这是一部公认的经典著作，尹先生为之付出大量精力，出版后获得许多专家如李慎之、资中筠、徐友渔等好评。尹宣先生在后记中写道：“麦迪逊的作品是经典，是精品，我译时，认定它难以畅销，但必定长销，只要能在智者之间渐行渐远，哪怕藏之名山，也会存之久远。”[2]但此书内容太专门化，所以印量很小。

二零零四年，易中天先生读到此书，兴奋不已，立即把它改写成《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并且在后记中写道：“麦迪逊的这部《辩论》记录了一七八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十七日制宪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一天不缺；尹宣先生的译笔又好，且注释极为详尽，因此读来不仅欢快流畅，而且惊心动魄，受益良多。所以我实在忍不住要把这个故事重讲一遍，以便有更多的人来分享这种感受。重讲的原因，是因为尹宣先生翻译的这部《辩论》，不但是研究美国宪法和历史的重要文献，而且是一部标准的学术著作，阅读起来并非没有一定难度；……我一贯认为，学术是一种好东西，好东西就应该有更多的人分享；而要让更多的人分享，就只能换一种表述方式。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我想把这段过程，写得像侦探小说或者电视连续剧一样好看。当然，为了忠实于历史，我不能不大量引述《辩论》中的材料，……即制宪代表所有的发言，均引自尹译本《辩论》一书。……我希望这并不至于侵犯尹宣先生的著作权。”[3]结果，易先生改写的这部书立即畅销，一连出了好几版。

在这里，我们暂且放下易中天先生是否侵权的事情不论，他写文章的表述能力与文采，确实让人敬佩。他提到的“换一种表述方式”，也表现出一位学者的文字功力。易中天先生名扬天下，除去电视等媒介炒作的因素，以及他丰富的肢体语言，他善于生动表达的文字，还是一直受到出版界的认可。由此联想，更有学术功力且更善于文字表达的学者还有很多，像钱锺书与他的《管锥编》，葛兆光与他的《中国思想史》，扬之水与她的《诗经》器物研究等，其研究对象艰深无比，但他们都能把自己的学术思想生动明白地表达出来，写出文采，赢得读者关注，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都有会写文章的本事。

当然，我觉得文采的意义是丰富的。谁都想将自己的文章写得像《道德经》那样精简恰当，像《论语》那样字字珠玑，像《庄子》那样妙笔生花……当代作家文字精道者寥寥无几，前有黄裳先生，后又王充闾等先生，如果我们把文章的风采局限于这样的楷模，一定会生出仰高弥坚、无法追随的慨叹。其实文章好看不仅于此，站在出版的角度，我曾经品评过几位先生的文字，有黄仁宇先生，王充闾先生，张中行先生，梁宗巨先生，他们都是善写文章的大家，都有文采，文采的表现却迥然不同。下面我把他们的故事分述如下。

三 黄仁宇的“白茉莉”

对于学术创作而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关注之一是人们惊叹：这样的学术书，竟然写得如此好看；关注之二是人们质疑：这样的写法，符不符合学术规范呢？

其实在海外，这样的文体并不鲜见，像史景迁的《天安门》，孔飞力的《叫魂》等。文革时期国内外隔绝，思想僵化，许多事情都受到思维模式的禁锢。而我注意黄仁宇先生的写作风格，是因为那时我正在参加三联书店“中华文库”写作，我的题目是《数术探秘》。责任编辑潘振平先生谈到写作风格时，他对我说：“虽然这套书是学术著作，但它要以讲故事的方式写作，强调文字的优美、完整和可读性。把引文与注释都放到每章的末尾，参考书目放到全书后，这样既可以保证著作的学术价值，又不影响读者的轻松阅读。”他接着说：“你可以看一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后来的写作，我按照责任编辑的要求做了，把一排排“鱼骨刺”式的注释，都放到每章之后，文中叙述尽量避免大段引文；引文尽量转为自己的语言，融入正文的叙述之中；读者需要深究，查阅章后的注释好了。那时我只有二三十岁，这样的学术写作训练，对我一生的写作都产生重要影响。

回顾黄仁宇先生的写作过程，其实他也不是一步就达到我们今天见到的《万历十五年》那样的风格与文采。此前他花费五年时间写《明代的漕运》，并由此获密执根大学博士学位；他花费七年时间读一百三十三册《明实录》及相关资料，写《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这些纯学术著作印量都很低，比如后者，一九七四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仅买了八百多本。一九八五年他写《中国并不神秘》，试图从纵向上研究问题。结果出版社请专家审稿，三次都未通过。黄先生说：“他为这部书稿举行了三次葬礼。”埋葬它的人，正是大汉学家亚瑟·莱特和费正清。此事对当时年近六十岁的黄仁宇先生的自信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九七六年他又写出《万历十五年》，在横向上给出中国历史的一个切片。但是，他的稿子也被英美出版商们推来推去，直至一九七八年，才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接受，一九八一年出版。在此过程中，由于黄先生没有新著问世，被纽普兹大学辞退，失去正教授的职位，甚至落到领取社会救济金的地步。

为什么会这样呢？正是黄先生的写作体例与文采出了问题。在《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完成时，黄先生几乎找不到出版者。审读专家嫌他独辟蹊径的创作风格离经叛道，学术论说不够深刻明晰。出版社却迷失了对于作品属性的判断：学术出版社说它不是以学术论文的传统写成的，更像是一部历史小说，“全书始于谣传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最后却查无此事，而以一位不随俗流的文人在狱中自杀作结。”商业出版社却告诉他：“注释必须剔除，内容要重新编排，让周末住在郊区的白领读者，能够从阅读中放松自己。”黄仁宇先生曾经愤怒地说：这样的评价冲突，“我听得太多了。”[4]

但最终黄先生还是放下身段，在学术与文采之间不再摇摆，而是创造出一条写作新路。结果他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上，运用优美的文笔讲述明代故事，获得极大成功。他的《万历十五年》共二百八十一页，其中参考书目一百三十四种，注释五百五十五条，再加上附录，共占掉六十五个页码，几乎是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即使这样，它依然成为畅销书，正如美国文学家厄卜代克在书评中所说：他将“往事与现实纠结在一起，尽管它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5]

董桥先生非常赞扬黄仁宇先生的文采，他对黄先生文章的评价最为生动。他在短文《窗外一树白茉莉》中写道：“在赫逊河畔纵论中国历史的史学家黄仁宇既写出了那部轰动中外的《万历十五年》，也写过两部历史小说：《长沙白茉莉》和《汴京残梦》。这两部作品虽然没有拍成电影，黄仁宇却已经先把历史扔出窗外，凭记忆重组历史谱成小说了。他的《万历十五年》当然也是这样改编‘小历史’去体现‘大历史’的景观。……中国这么多病痛，给黄仁宇扔出窗外的历史，终于长出了亭亭一树白茉莉。”[6]

四 王充闾的“英雄情结”

王充闾先生散文自成一家，个性鲜明，实为“学者散文“的风范。他擅长几种文化场景的写作，各见优长，各见功力。对此，世俗的评说并不一致。那一天几位评论家坐在一起聊天，讲到王先生作品，有说他游记写得最好，有说他历史散文写得最好。还有一位谈到，王先生各类文章恣肆汪洋，气象万千，实为他旧学功底深厚，支撑他一生不断发力，每每落笔惊风，为今人所不及。但也是旧学作祟，使先生文中时时露出些学究气。可叹一代散文大家的文风，成也学术，涩也学术，不可兼顾。只有《碗花糕》一类文章，写得最顺畅，将来必成经典。我非评论家，对王先生文章缺乏异见，只是崇拜。如果说到阅读感受，让我飙泪最多的，却也是《碗花糕》、《母亲的心思》和《小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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