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我喜爱的四种学术文采

图书工作室 讯：

说到王先生学术功底，赞誉之声多多。有一次我们在德国法兰克福参加国际书展。王先生作为贝塔斯曼邀请的知名作家，在会上签约他的英文版著作《乡梦》。还有苏叔阳先生，他参加《中国读本》德文版的发布会。那一天我们的活动大获成功，又赶上是中国的农历八月十五，晚上，我们在一家中餐馆聚餐。席间，苏先生兴起，要为大家朗诵苏东坡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知道，苏先生曾在中央电视台等许多晚会上朗诵，他的表演绝对是一流的。果然他一开口技惊四座，全酒店的人都站起来为他鼓掌，连厨房的大师傅都跑了出来，请他再朗诵一遍。这时苏先生说：“朗读古诗词，不单是表演，关键是要把古音读准。记得有一次我指导一个朗诵晚会，为那些主持人、演员指正读音，他们错误连篇，让我说的都张不开嘴了。今天不同，有充闾先生在，他懂。他是当今中国作家中，少有的几位有大学问的人。”再朗诵时，苏先生每读一句，请充闾讲解一句，如珠联璧合，那情景让我至今难忘。

对于王先生的学术功力，我也有亲身体会。二零零六年我的著作《数与数术札记》编好，请王先生赐序。他写长文《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其中写道：“可以说，任何人都不能完全摆脱哲学，区别只在于自觉或自发、系统或零碎而已。同样，任何一门学问，也必然都反映着哲学的探求与诉求。而数学作为一种同经验无关的人类思维的结晶，更需要哲学的支撑。当然，哲学的发展也不能脱离自然科学，否则，就会消解哲学思维中的科学精神，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柏拉图有一句名言：‘没有数学就没有真正的智慧。’智慧是被运用于生活中的哲学，是哲学的生活化、实际化。英国的著名学者罗素，正是踏着数学的阶梯步入哲学堂奥的。以建立‘集合论’而驰名于世的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从早年起，我就不把自己局限在数学领域，而是努力去熟悉、理解各个时代哲学家的著作；所以很自然地，我的论文要是得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哲学家的关注，那我就把它看成是一种奖赏而倍感欣慰。’”[7]只此一段论说，会让你看到王先生另一面知识的广博。

我曾经主持出版王先生七卷本“王充闾作品系列”，一直认为它们是学术与文采美妙结合的典范。来京工作几年，多次遇到中学师生让我推荐阅读书目，我总是将王先生的文章放在第一位，我说，虽然王先生的名气没有那样火爆，但有志于写作的人，一定要学他老老实实地读书，扎扎实实地做学问，认认真真地写文章，一个字、一句话都不放过。正如他推崇的李贺那样，李贺的母亲评价李贺作诗：“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王先生赞道：“但这种苦吟，常常含蕴着无穷的乐趣。”这一句貌似平淡的话，恰恰流露出王先生一生为学的态度和生活取向。[8]

从学术论说的角度看，王先生对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文的评价与判断，既见功力，又有高超之处。比如由张学良等人物引出的他对历史英雄的论述，每每震撼我的心灵。首先他确定在每一出历史闹剧中，人都充任着悲剧的角色。除去张学良，还有李贺、曾国藩、李鸿章、香妃、纳兰性德……在王先生优美的笔端，始终在说明那样一个人生哲理：喜剧是短暂的、偶然的，悲剧是永恒的、必然的。接着，王先生又从“英雄”这一概念入手，深刻剖析了人生悲剧的本质。比如张学良，王先生着墨最多，论说也最完整。他面上的叙述显得有些笔软，他讲到“英雄”的定义时，其中蕴含着他对于世俗的厌恶。他还讲到英雄入世的三步江湖，一步在“英雄无奈是多情”，再步在“英雄大抵是痴人”，三步在“英雄回首即神仙”，细细思索，步步都是纠结，处处都是绝路。最后得到结论：“世事无常，英雄多舛”的必然宿命。

我常时思忖，王先生的人生，是否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书生气质，英雄情怀。由此推演到他文章的悲观情绪，自然会让人联想到他阅世的态度。我在与他接触的过程中，聆听他的教诲，还会从悲观中，感受到一种高傲的精神。那精神时而如汹涌的波涛上下翻动，时而如面上波澜不惊的海洋隐忍安歇。巨大的内力，在他貌似文弱的身躯中蕴藏，未来，他情归何处呢？当然是庄子！他在《寂寞豪梁》中写道，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是孔子、老子、惠子，而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庄周。我曾在书评中写道：“在这里，王先生悲剧人生的观点得到了清晰的诠释，他同时也给出了逃避世俗的‘避难所’。不，不是避难，而是超越。个性与自由，让充闾先生的精神境界插上理想主义的翅膀，翩然落脚于现实主义的笔端，在那里，层层叠叠的蔷薇花绕满蜿蜒的矮墙，花影间娇莺自在，戏蝶流连，远山青青，近水悠悠……”[9]现在，王先生应作家出版社之邀，在写庄子。我相信，此一笔落下，一定会使王先生的精神再度升华，彻底走出悲观的情绪！

五 张中行的“明白如话”

关于张先生的事迹，坊间流传甚多。我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张中行，在暮色的流光中归隐》，我写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先生突然发力，落笔生花，才情毕现。十余年间，出书十余部，一举‘暴得大名’。人们开始关注这位老者近乎传奇的一生。有说他创造了散文的‘新体’，有说他的《顺生论》是当代《论语》，还有人建议搞一门‘张学’云云。再加上杨沫、《青春之歌》、余永泽一类故事的点缀和推助，更让老爷子火得一塌糊涂。就说‘美誉’吧，诸如布衣学者、燕园三老、朗润园四老、文坛新秀、文坛老旋风、负暄野老、高人、逸人、至人、超人等等；称‘家’的名分也不少，有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杂学家、古汉语专家、散文家等等，直至国学大师。面对如此‘哄抬’，张先生摇着头说，能做一个思想家，已经很不容易了。”[10]接着，我从文体、风格、行文和功力几个方面，阐释了张先生的文章特点。

先说文体。文人为文，素有“学者文”与“作家文”之分。张先生的文字归于哪个阵容呢？说实话，两者都不像。有人说，张先生横跨两界，写的是“学者散文”。季羡林先生反驳说，时下伪学者遍地都是，人人皆称“学者散文”，张先生岂能与之为伍？即使是“学者散文”，也应该归于韩愈、苏轼一类。张先生自己却说，他写的只是些“不三不四的文字”。启功先生的评价更为精彩、准确，他说张先生的文章“不衫不履，如独树出林，俯视风雨”。自评与他评，两相对照，讲的都是文体的剑走偏锋。我由此突发谬想，如果按照职业划分散文的类别，也许会得到另一个很有趣的文化视角。比如黄永玉先生的“画家散文”，金克木、陈平原先生的“教授散文”云云。那么，称张先生的文章为“编辑散文”，是否也会得到一点启示呢？

再说风格。张先生的文字风格是极具个性的，季羡林先生说，读文章，读上几段就能够认出作者是谁，这样的作家很稀少。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张中行也是一个。那么，张先生的风格是什么呢？一是“句子短”，每句话很少超过十几个字。“他行文节奏短促，思想跳跃迅速；气韵生动，天趣盎然；文从字顺，但绝不呆板，有时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仿佛能听到节奏的声音。”（季羡林语）二是“语言白”，他推崇的是叶圣陶先生的风格，“写成文章，在这间房里念，要让那间房里的人听着，是说话，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三是文中几乎见不到成语、诗词、名言、空话、套话一类东西。对于张先生这样的文字追求，许多人提到他的老师周作人先生；我却又想到他的编辑生涯。张先生多年编辑中学语文课本，他身边的吕叔湘、叶圣陶等语言大师的影响，似乎更值得我们关注。

还有行文。张先生讲求的是“惜字如金”。 他赞成叶圣陶的观点，“你写文章，给人家看，人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说明你不行。”按照这样的观点，分析黎锦熙、王力和吕叔湘三位语法大师的文章，张先生发现，黎锦熙先生笔下既不清晰又不流畅，王力先生笔下不能简练，只有吕叔湘先生能写得好，因为吕先生是一位“水平与认真”并重的人。张先生曾经与吕叔湘先生合作，为《文言读本续编》作注。他回忆道：“我起草，吕先生定稿，出版之后我看，心中戏言，这就是当代的《吕氏春秋》，不能增减一字。”

后来张先生写文章《动笔前想想如何》，提出自己的文章“只许退，不许改”，引来不少议论。读此文，最初我也不太理解，甚至怀疑张先生出名之后，也有些霸气了么？其实不然。他说那样的话，是站在编辑的立场上，表述着一种写作境界；也是站在逆向的角度，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作家，勇于树立“只许退，不许改”的自信！当年叶圣陶先生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对稿件的审读极其认真，但张先生的稿子，就可以“不看照发”，因为他的文字靠得住；类似地，张先生审读吕叔湘先生的稿子，也是“可以偷懒，不看照发”。张先生叹道：“当编辑是很苦的，因为像吕先生那样的作者太少了。”

还有功力。张先生编辑水平究竟有多高呢？我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问题。上世纪五十年代，正值推广普通话运动盛行。叶圣陶先生是江苏人，普通话说得不好。他写东西时，担心出错，就请张先生审读、编辑自己的许多文章，发表后稿费也要分给张先生一部分；并且提出“不限语言，内容也要把关”。像那本有名的《叶圣陶童话选》，就是由张先生整理定稿的。张先生回忆说，此书出版后，他不放心，又检查全书，看到《稻草人》那一篇，写牛“扬着头看天”。他担心“扬”字错了，它是否应该改为“仰”呢？不久张先生发现，《红楼梦》中也有“薛蟠扬着脸”的用法，才消除了自己的担忧。

最后提示，谈学术文采，不能不提张中行；谈张中行，不能不提他文章的两大特点。其一是他的职业影响，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编辑，所以在他的文章中，处处都闪现着一位老编辑的职业特征。这一特点，我们也可以在另一位老编辑周振甫先生的文章中看到。其二，张先生强调写文章“明白如话”，却是白话文发展的目的所在。在此意义上，张先生也是一位伟大的实践者。他提出文章用字要少、句子要短、要有韵律感，明显是在强调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血肉传承；而“明白如话”，正是提倡白话文的基本目的。目的明确，文采的追求才能有的放矢。

六 梁宗巨的“数学故事”

梁宗巨先生是一位数学家。我们谈学术文采，讲的大都是文史哲方面的人物，讲科学人物就很难。但在我的作者中，出色的人物还是有的，梁先生就是一位让我终生难忘的学者，一位文理兼通的大家。也可能是家学渊源，他的哥哥梁宗岱先生就是一位大文学家。梁宗巨先生学化学出身，但他文笔之美妙，即使放到文科人物中比较，也是优秀的。

我是数学系出身。记得一九八二年初，我们几个理工科大学毕业的青年人，被分配到辽宁人民出版社文教编辑室工作。上班的第一天，一位老编辑给我们来个“下马威”，他指着桌上的一部书稿说：“读一读稿子，限你们三天之内，每人写一篇审稿意见。”交稿的那天，老编辑把我们的“审稿意见”贴在墙上，让更多的老编辑们围观。他们一阵阵的议论，让我平生第一次品尝到“文化羞辱”滋味。错字、标点、格式、文体……处处都是毛病。“这样的文字基础，怎么当得了编辑呢？”一位老编辑小声议论着。我忍不住接话：“我们是学理工的嘛，怎么能比得了你们这些文史哲出身的人呢？”闻此言，那位老编辑递给我一本《世界数学史简编》（辽宁人民，一九八零）[11]，他说：“读一读这本书，它的作者梁宗巨是复旦大学化学系出身，但他的文字水平远在我们这些人之上。”这正是梁宗巨先生的大作，它本来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学术专著，梁先生的笔法却像讲故事一样，条理清晰，文字干净，注说完整，容易理解，妙趣横生。我立即被它征服了，无话可说。后来那位老编辑把我领到书稿档案室，找出梁先生的原稿让我看。阅后，我更加折服得五体投地。整整四十万字的书稿，用钢笔一笔一划写成，没有一个错字，没有一处涂改。怎么会这样完美呢？老编辑说：“梁先生写作，选用比较厚的稿纸，写错字时，他就会用刀片将错字刮掉、重写，决不肯涂抹。另外，你仔细看梁先生的字，它们的笔画都是绝对准确的，‘点’就是点，‘捺’就是捺，决不会混淆。”接着，他还谈到注释，梁先生坚持在给外国人标注外文名字时，一定要首先标出他的母语国家的名字，然后再根据需要，标注英文或其它语种的译名。他还谈到索引，梁先生坚持一定要列出中文、外文两套检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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