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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工作室 讯：
刘晓津 心系出版 乐在其中
编者按 作为业内为数不多的女社长，天津人民出版社社长刘晓津既有女性独有的细腻与亲和，又具备了男性果决、直爽的行事作风。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刘晓津数次提到自己“乐在其中”。正是对出版业的热爱与敬畏，带着她一步步走到了领导者的位置、成为一名成熟的出版人，也带领天津人民出版社一步步走出低谷，更好地适应出版业内越发浓重的商业化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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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民出版社社长刘晓津
精彩语录
出版局算是机关，进了高层机关的人怎么还会想再退回到出版社去呢？但是我就一心想做书，仅此而已。
你是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最先分享作者的成果，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本书有一定的提升。
出版人最重要的职责或使命，就是为我们的文化做积累和传承的工作。
我经常跟我的员工说，你用什么心思经营自己的小家，你也应当用相同的心思建设出版社这个“大家”。
■本报记者 戴园园
天津人民出版社社长刘晓津十分爱书，这在关于她的报道、采访中经常会被提及。刘晓津对记者说，她如今这份直爽、干脆的性格的形成，也与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高中升学考试结束后，刘晓津读了很多世界名著，其中对刘晓津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就是《飘》，女主角郝思嘉泼辣、敢爱敢恨、极富主见的形象令刘晓津在沉醉之余十分向往。“这本书对我一生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在那之前，我的性格非常内向，郝思嘉的形象填补了我内心缺失的部分，并成为我所向往的典范。”这份直爽的性格，在刘晓津日后的工作、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读书如细水长流
初中时一放学，刘晓津就会跑到附近的新华书店看书， 唐诗、宋词、外国诗歌等，能看懂的书她全都买回来了。“能买回来的都买回来了。”她笑着说。刘晓津家附近有一个书店、一个邮亭，她一有空就会去买书、买报、买杂志。报考大学时，刘晓津本来选择了管理系，但却阴差阳错地进了哲学系攻读。大学期间，她翻遍了大学图书馆里各种门类的书，从古籍、经管，到文学、历史，统统看了一个遍，读书的习惯也就一直保持至今。
读书对刘晓津来说是细水长流的事情，非常自然，但却必不可少。她说，自己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爱书如癖”的事情或表现，只是觉得缺了书是不得了的。
因为这份对书的热爱，小时候的刘晓津一直想做与书有关的工作。当时，她并没想过要做编辑，或是进出版社，而只是单纯地想在新华书店做个售书员 。刘晓津笑着说：“我最初就是想卖书。我感觉在新华书店里卖书这个工作简直太好了，既能卖、又能看，而且还不用花钱。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职业对我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
她告诉记者，第一次对出版社产生明确的概念是在高中。那时候，她同学家的亲戚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做编辑，刘晓津通过这位编辑买到了想要但市面上却没有的书，这时，她才将出版社和出书挂上钩。
为编书甘愿“被下放”
大学毕业后，刘晓津被分配到天津出版局。但是出版局并不直接做书，而是更多地负责地方出版管理工作，这跟刘晓津的理想有一定的差距。于是她要求领导“放”自己到出版社，脚踏实地地做图书编辑的工作。刘晓津说：“当时很多同事很不解。出版局算是机关，进了高层机关的人怎么还会想再退回到出版社去呢？但是我就一心想做书，仅此而已。”
1990年，出版局让所有没有在出版社工作过的职工下到出版社去工作，刘晓津抓住了这个机会，去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在出版社的这段时间，刘晓津发自内心地觉得这里的工作最适合她。一年后，出版局要求下出版社锻炼的员工再次回到局里工作，大部分人都很高兴，而刘晓津却并不愿意。在她的要求下，1995年，刘晓津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天津人民出版社。
然而，进入天津人民出版社后，刘晓津被分到了总编办公室，虽然也能够编一些书，但因主业还是管理工作，编书便占用了她大量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正因了她对编辑工作的无限向往与喜爱之情，即便比别人多付出了许多，刘晓津说“我依然乐在其中”。 她的“乐在其中”有两方面：“你是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最先分享作者的成果，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本书有一定的提升；此外，在读稿的过程中，你也在跟着作者不断地学习，学习前沿理念，工作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
“一本书的从无到有，是一个非常具有创造性的过程。”刘晓津这样形容。编书的过程和结果让她感觉非常充实，感受到自己每天都有新的进步、汲取新的知识，每出一本书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管理工作则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事情，很难短期看到实际的成果。刘晓津说，自己虽然身在管理层，但她不把自己当做一个纯粹的管理者，而是一直心系做书，从未离开过。
从编辑到出版人的成长
1995年入社至今，自身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刘晓津说：“刚入社的时候，我一心只想做一个好编辑，做好我手上的每一本书。后来，管理者的身份给了我更多的自由，我可以去选择我的出版方向、规划我的出版内涵、做我认为有价值的图书。我从编辑成长为一名出版人。”
与单纯的编辑不同，出版人对于自己手中每一个产品线如何发展有很明确的规划，对该在哪里下力气是很清楚的，同时对于这本书本身的价值、传承的可能性也是心知肚明的。
刘晓津坦白地告诉记者：“我不排除在我策划的图书中，有一部分带有比较浓重的功利性色彩，没有太多的传承或文化价值。但我认为，从我入社到现在，我一直明白一个道理：出版人最重要的职责或使命，就是为我们的文化做积累和传承的工作。”
2003年，刘晓津成为了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社长，那时她刚刚四十岁，是一名相当年轻的社长。说到成为社长的过程，刘晓津这样形容：“或许应该说，是历史选择了我。”
根据刘晓津的介绍，当时天津人民社的状态跌入谷底：“那时是出版社最难的时期，有的时候连工资都发不出，只能找别的出版社借钱。”不仅如此，老职工都退休或升职了，新员工还比较年轻，刘晓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顶着压力登上了社长的位置。
她谦虚地说：“当时，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当社长的最佳人选，有点‘赶鸭子上架’的味道。但那时候我还年轻，觉得上面既然给了我这个工作就好好做吧。于是我边学边做、误打误撞，到现在虽然我的工作并非多么出彩，但从结果上看，也说得过去了。最起码能发出工资了，而且还比以前提高了不少。”
作为管理者，刘晓津最看中的就是团队精神：“我经常跟我的员工说，你用什么心思经营自己的小家，你也应当用相同的心思建设出版社这个‘大家’。”正是在刘晓津这种“经营家”的思想的领导下，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工作气氛非常融洽，小的摩擦不可避免，但一旦出版社真的遇到困难，所有的员工都能够心往一处想。
在刘晓津这种责任感的带动下，天津人民出版社一直延续着社科、文史的出版大方向，而在经济水平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版品味也在不断的积累学习下提升了不少。
做社长直率果决
刘晓津曾说过，《飘》一书中郝思嘉直爽率真、敢爱敢恨的性格对她有很深的影响，令她十分向往。其实，曾经安静而内向的刘晓津，在进入天津人民出版社后表现出了活跃、果决的一面，正如她向往的郝思嘉。这一点从她对记者讲述的两个故事中便可了解几分。
进入天津出版社后，刘晓津曾打过当时全国最难打的一场版权官司，从地方法院一路打到最高法院。 当时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一位作者，在其出版的一本书中抄袭了另一部作品的部分内容，地方法院三审终判后，维持了按照图书销售额责令出版社补偿原告30万元的判决。法院的判决令刘晓津觉得不公，她便一路告上了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认为判决有问题，发回地方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最后，这场持续长达6年的官司以庭外和解、补偿原告2万元的结局收场。
2008年时，刘晓津及其团队接到天津市政府的一项任务，要在短短两个月内做出一部《天津市出租车司机手册》，不仅要图文并茂、易读可行，还要通过市政府的严格审核。这套书的制作，天津人民出版社既是出版社，也是编写者，但接到任务时，出版社手中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料。刘晓津带领整个团队“白手出书”，从策划到审核，果断地统筹规划，同编辑们一起加班加点地赶制：“早的是11、12点回家，再晚点的就要在出版社待上一整晚。”最后，天津市领导看到这本手册时的评价令刘晓津记忆犹新：“终于看到一个像样的东西了。”
做出版乐在其中
业内普遍认为，地方人民出版社在当前出版市场中总显得比较沉闷，相对来说并不活跃。的确，各个地方的人民出版社大多是该地最早出现的出版社，自身的传统、企业文化相对而言有两个特点：稳，守。“稳”指的是人民社一般肩负着一定的政治责任，必须要保持自身方向上的正确性，保持出版的稳妥性。而“守”则是与“稳”相关联的概念，出版社求稳，就不会走得太快，思想上就会相对保守。这是人民社自身的性质决定的。
“但我不觉得天津人民社属于保守的出版社，”刘晓津说，“我们现在也在向民营策划公司学习营销。前两年，我们做了一本官场小说叫《中国式秘书》，这本书是编辑自己发现的，我们年轻营销和编辑学习了民营公司的营销方式， 通过平面、网络媒体进行大面积的强力推广。最后，这本书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零售达十几万册。”
2009年，刘晓津改变了天津人民社的工资制度，从传统的按工龄发固定工资，变为按照图书销量成比例发放奖金的方式，大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而天津人民社也成为了天津出版系统内第一家主动变革的出版机构。刘晓津说：“如果不这样改变的话，就无法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也就无法更好地发展。传统的工资制度由于按照年份来涨工资，很难留住新人。改制后，员工间更加平等，年轻的新人也能够在出版社顺利地工作下去。”也正因为提早地进入商业化运作模式，天津人民社顺利地度过了转企改制的阶段，社里自主策划的选题显著增加，2010年自主选题量同比增长100%。
提到自己从事出版工作的过程中最令她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时，刘晓津说， 中国政治思想学界的著名学者徐大同的一句评价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天津人民社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时请徐大同发言，他的一番话令刘晓津倍感欣慰：“徐老先生说， 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推动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刘晓津从未想过这样一位专业的学者会给予出版社这样高的评价、摆到如此高的地位，认为出版社的工作对一个学科的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刘晓津笑着回忆道：“在徐老说这番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作为出版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成就感、自豪感融合在一起，那种幸福的感觉是非同一般的，就觉得不管怎么苦、怎么累，我都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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