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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调查写作：直击农村和农民生存状况

乡村调查写作：直击农村和农民生存状况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和伦敦大学的一个联合研究小组在研究中发现：一种名为“vaccae”的细菌对某种脑神经元有促进作用，并最终有助于合成有“幸福荷尔蒙”之称的复合胺。“vaccae”分枝杆菌在自然界中主要分布于土壤里，而通常来说，患上抑郁症的人大脑中比较缺乏这种复合胺。这一研究发现促使人们思考，现代的城市人何以如此忧郁，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试图告别土地呢？当然，这种“忧郁”也促进了当下乡村调查写作的进一步繁荣。

乡村调查写作在我国有着优良的传统和“基因”：近代的费孝通的“江村”、晏阳初的“定县”、梁漱溟的“邹平”、陶行知的“晓庄”；当代的于建嵘的“岳村”等都是乡村调查的典型范本。而近年来，许多学者、作家、记者，乃至普通民众纷纷在持久地进行乡村调查写作——他们写书、出书，切面不同，角度各异，却也都是直击农村和农民的痛与悲。

■     商报记者  潘启雯

乡村调查文本纪实类图书较引人注目

乡村调查写作文本繁多，有报告文学类的、学术研究类的、还有纪实类的，甚至还有半虚构类的，等等，不一而足。而最近几年出版的乡村调查写作文本中，在读者和学界中颇有口碑的还是纪实类图书较引人注目。

梁鸿的非虚构作品《梁庄》（单独出版后改为《中国在梁庄》）曾在《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刊出，在不久前“人民文学奖”评选中，获得“非虚构作品奖”。作为一位年轻的文学研究者，梁鸿接受媒体采访谈到为什么要写《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这样的一本书时，她表示，并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作梦，而是出于一种精神的矛盾和痛苦，“这一痛苦使我厌倦自己的生活，也促使我重回大地之中去……走出书斋、走向故乡是为了使学术与言说回到坚实的土地与活的人生”。

早在2008年和2009年，梁鸿利用寒暑假，回到梁庄——中原一个偏远、贫穷的小村庄，踏踏实实地住了将近五个月，“每天，我和村庄里的老人、中年人、少年一起吃饭、说话、聊天，对村里的姓氏成分、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做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我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寻找往日的伙伴、长辈与已经逝去的亲人。当真正走进乡村，尤其是，当你不以偶然的归乡者的距离观察，而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时，才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离开了乡村的人，你并不了解它。它存在的复杂性，它所面临的新旧问题，它在情感上所遭遇的打击，所蕴含的新的希望，你很难厘清，也很难理解。你必须用心倾听，把他们作为一个个，而不是笼统的群体，才能够体会到他们的痛苦与幸福所在。他们的情感、语言、智慧是如此丰富、深刻，许多时候，即使你这样一个以文字、思想为生的人也会震惊不已，因为这些情感、语言、智慧来自于大地及大地的生活……”

如果我们长久以来的努力，是为了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有安全感，那么也许，我们的目的已经或正在达成。当然，如果是在农村，这里的“我们”，其实只是代表着那些享受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新农村建设”等政策带来的各种果实的人们。而更大范围的“我们”，生活是否都已好了许多呢？这个问题着实令人疑惑。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梁庄鲜为人知，它是中国无数个相似的村庄之一，并无特殊之处。但是，从梁庄出发，却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市化进程对乡村的入侵，其破坏性不仅表现在“物”的消失，更重要的还是乡村文化的消失。

留守儿童和辍学少年，是当今农村社会的一大痛处！由于贫困、家庭破裂等原因，他们的父母无奈地把他们“放养”在风烛残年的祖辈身边，或者寄人篱下，更有甚者，只能任他们自生自灭……而以一个城市孩子的眼光看待这些问题将是别有一番感受和震撼。《我的乡村伙伴：一个城市少年的乡村纪行》（湖南少儿出版社2010版）的作者唐天，是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少年：初中毕业的那年暑假，15岁的他带着相机、笔记本深入到湖南和广西的10多个贫困山区作调查。经过3年的努力，他结识了60余个境况不同，年龄不同的农村孩子，跟他们做朋友，深入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喜怒哀乐，写出了近10万字的笔记，拍摄了近300幅图片，最终形成了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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