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创生中编辑思想的萌生

图书工作室 讯：

关于汉字起源，常见说法有三：一是文字起源于结绳记事；二是仓颉（一作苍颉）造字说，这种说法是古代特别是先秦两汉时期的通行说法，《周礼》、《韩非子》、《吕氏春秋》、《说文解字》中都有相关记述；三是文字源于图画，特别是文字起源于陶符说，这是当今学界较为主流的观点。近年来，考古发掘中原始陶符的不断出现，为我们探求编辑思想史的起源提供了某种可能。

一、原始陶符中朦胧的编辑意识

现今公认的最早文字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字，距今约3500年。这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迄今发现的甲骨文已近5000个，其中可识者约2000个。如此成熟的文字，自然不可能成于一时，在甲骨文之前一定还存在着较为初级的文字。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探求文字的孕育和产生过程，提供了不少线索。

一是单体符号。1984～1987年间河南舞阳贾湖村裴李岗遗址共发现刻符21个，距今约8000年。这些刻符多为单体，其中一龟腹甲上有一“目”字形刻符（见图1）［1］。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刻有符号的陶器标本113个，计有刻符22种，约有50个符号，距今6700～5600年（见图2）［2］。这些符号大多单个地刻画在陶器口沿的外部，笔画简单，形状规整，竖、横、斜、叉均有。郭沫若认为这些刻画记号，“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3］。不过，更多的学者则认为这还不是文字，如刘宝才认为“大量见于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各有一定的含义和相对固定的形状，具备了文字的部分因素，但刻画符号没有读音，还不能算作文字。它的进一步发展才是最初的中国文字”。我们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些符号只是具有了初步的笔画组合意识，还不能算是文字。

二是复体刻符。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遗址共发现陶符20多个，距今约6300～4500年，其中5个陶符颇受学界关注（完整的4个陶符如图3，另有1符残缺）。［4］于省吾先生把其中的　识读为“旦”字，认为这个字是由三个偏旁构成的会意字，最上方的符号像日形，中间符号像云气形，下方的符号像山有五峰形。他继而设想：“当时已经有了由更早的简单独体字演化成的复体字。可以说，当时是原始文字由发生而日趋发展的时期，用两三个偏旁所构成的其他复体字，也不会是少数的。”［5］唐兰先生对这4个陶符也进行过识读，并进一步指出，“由于大汶口文化陵阳河遗址和前寨遗址中陶器文字的发现，我国商周以前的图画文字体系，至少可以推到五千年以前了。”［6，7］不过，不少学者认为这些符号还只是图画，不能算为文字，“图形必须具备形、音、义三者相互结合，才可以界定是属于语言的关系，这样才能算是文字”［8］。但不管怎样，图中左侧的两个刻符　　显然不是单体符号，而是复体符号。

三是成行刻符。这类刻符以两件实物为代表。一是20世纪80年代江苏吴县澄湖出土的黑陶鱼篓［1］，腹部并列4个刻符，细若毫发（图4）。这4个刻符自右向左，从下而上依次为：　　　　。李学勤将之识读为“巫钺五俞”［9］，也有学者将其识读为“上五戈日”［10］；二是丁公陶文，1991～1992年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刻字陶片（图5）［11］，陶片宽3～3.4厘米，长4.6～7.7厘米，厚0.35厘米［12］。上面刻有11个单体符号，分5行排列，右起第一行3符，其余4行每行2符。我们虽然不能确切解读这些符号，但在形制上“几乎可以相信是个句子”［13］。

四是混排刻符。此类刻符目前仅发现一件。1993年考古队员在发掘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时在河边采集到一块磨光黑陶盆口沿残片，上面刻有8个符号，右侧4个似动物之形，左侧4个似竖排文字（见图6）。［14］从中可以看出这组刻符在编排上的规律性，颇似后世文籍中的“图文混排”。饶宗颐先生对其部分图文进行了识读，并指出：“古代记录，文字与图画可以同时并存，图形虽为二组而文义可能相需为用。这一陶片……可看作揭示图、文并茂的古代记录之一例”。说这组刻符排列有原始“编辑”行为的介入，并不为过。

从众多考古发掘可以看出，单体刻符数量较多，年代较长，分布也广，而成行刻符、成篇刻符、图符并用的例子极为少见。从文字的起源和发展来看，在“刻符”与殷商“甲骨刻辞”之间依然存在着一个“缺环”（两者的形体风格有较大差异），考古界也一直在寻求这个“缺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丁公陶文特别是龙虬庄陶文中，看到某些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的影子。我们虽不能说这些陶符即为编辑所为，但丁公陶文已反映出先民具有“联符成篇”、“整齐排列”的质朴的编辑意识，而龙虬庄陶符则反映出先民“图符互补”的朦胧的编辑审美观，先民似乎已经在自觉追求“图符并茂”的视觉审美效果了，这是纯粹刻符所没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编辑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上不存在明显“缺环”。这两件陶文的发现，为我们探寻甲骨刻辞之前的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提供了难得的样本，也为编辑思想史提供了弥补“缺环”的“补白”。

二、文字繁衍中的编辑思维

文字主要起源于图画，这是当今学界的主流意见。目前已知最早的成熟汉字是殷商甲骨文，其中就有大量的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所摹画的多为与早期人类生活联系密切的日月、星辰、山川、车马、草木、虫鱼等物象。象形文字多为一物一形的独体文字，后世汉字的繁衍大多以独体的象形文字为字根。现就“会意字”、“指事字”、“形声字”的生成过程和繁衍方法做些分析：

首先看会意字。如“明”字，甲骨文“明”或为“月日”合文，或为“月囧”合文。“月日”合文是“以月未落而日已出会意”，“月囧”合文则是“以夜间月光射入室内会意”。［15］但不论是“月日”合文，还是“月囧”合文，一定是“日”、“月”、“囧”这些单体象形字产生在前，“明”这个会意字产生在后。由此可见，会意字多由象形字字根（构件）组合而来。

其次看指事字。这类字主要是在象形文字上用指示性符号标识所在位置，通常使用的标示性符号是点画或横画。如“刃”字，是在象形字“刀”上加一点，表示刀刃所在位置，这里的点画就是一个具有指示意义的符号。再如“末”字和“本”字，“本”字是以指示性符号“一”标识在“木”字下部，意指树根，“末”字是以“一”标识在“木”字上部，言树之末梢。“末”、“本”当为“木”字后起之字。

再来看形声字的生成过程。这类字由表意的形符和表音的声符组合而成。如“江、河”二字，“江”从水从工，“河”从水从可，这里“水”为形符，“工”、“可”为声符。再如“枫”，从木从风，“木”为形符，“风”为声符。又如“竽”也是由表意的形符“竹”和表音的声符“于”组合而成的。形声字在汉字中占有绝对优势，甲骨文中有260个形声字，占已识甲骨文的28%，在金文中形声字增至50%以上，而到汉代许慎编纂《说文解字》时，形声字已达到80%。［16］用形符和声符组合成形声字，是汉字孳乳中最有生命力的一种造字方式。

由此可见，“象形”是最为原始的一种造字方法，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是由象形字孳乳衍化而来的。在这个孳乳过程中，象形字常常充当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的“字根”或“部件”角色。汉字孳乳的基本手段是“组合”，基本模式是“合成”。会意字多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字“组合”而来，指事字多由象形字和指示性符号“组合”生成，而形声字则是表意形符与表音声符的“组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组合”的思维方式推动着汉字的孳乳衍化，一部汉字的繁衍史，就是一部不断对“部件”进行重新组合的历史。这种“组合”的思维方式，与后世编辑行为中的“纂辑”、“组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汉字的孳乳过程蕴含着后世编辑活动、编辑思维的某些成分。甚至可以说，汉字的孳乳过程就是一个特殊的“编辑”过程，其主要“编辑手段”就是“组合”。

三、文字整理中的编辑思想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许慎《说文叙》云：“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17］意思是说，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原有的结绳为治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以致于出现了“饰伪萌生”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文字的创生就成为了一种历史必然。但在文字的繁衍、使用过程中，由于时间、地域等因素的影响，又会出现新的“饰伪萌生”、“文字异形”状况，需要对文字进行收集、整理和规范。可以说，文字的发展与文字的规范整理是结伴而行的。在先秦两汉时期至少有四次大规模的文字收集、整理、规范、统一的活动。

一是黄帝史官仓颉对文字的收集和整理。传仓颉双瞳四目①，在古代一直被视为汉字始祖。宋代《淳化秘阁法帖》载有传仓颉所书28字（见图7）。近有学者发现，美国福瑞尔博物馆藏有玉版（石版）《仓颉书》，［18］似比宋代《淳化秘阁法帖》所载更为久远，其基本形制与今天陕西省白水县仓颉庙所立仓颉碑一致，上圆下方，竖列三行，而与《淳化秘阁法帖》、西安碑林第七展室所立《仓颉书》略异（此二者均为四行排列，末行两字）。汉字产生自非成于一时，也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说汉字为仓颉一人所造，自不足信，但说仓颉是一位对文字进行收集、整理的人则完全有可能。《荀子·解蔽》云：“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19］意思是说，天下“好书者”很多，只有仓颉一人“一于其道，异术不能乱之”，故独传。这里并没有说文字为仓颉一人所创，但仓颉“一于其道”的工作，极有可能是文字的收集整理工作。从这个意思上讲，仓颉是目前可考的文字收集、整理第一人。

二是周宣王时期太史籀对汉字的收集整理。这次文字整理的情况不得详知，但我们知道这次文字整理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编纂了我国第一本字书《史籀篇》。《汉书·艺文志》云：“《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20］1719这部字书对后世文字收集整理和字书编纂影响至深。秦代编纂《仓颉》《爰历》《博学》三本字书，“文字多取《史籀篇》”。［20］1721东汉许慎编纂《说文解字》，“今叙古文，合以古籀”，其中注明籀文者223例。

三是秦王朝的“书同文”。这次大规模的文字整理活动源于秦王朝统治天下的需要。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割据，“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情形十分严重，这与天下一统的大势极不相称。《说文叙》：“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母敬（一作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21］通过这次大规模的文字整理活动，秦王朝罢黜了秦国以外的六国文字，将史籀大篆统一为小篆。

四是东汉许慎对文字的收集整理。许慎对文字的收集、整理主要是出于正经的需要。他认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许慎在前人的基础上，历时21年编纂成15卷《说文解字》，凡133441字，收文9353个，重文1163个，并创立540个部首。《说文解字》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其功不在禹下”的崇高地位，其创立的部首编纂体例，为后世字书竞相效仿。

从上述可知，编辑在历代的文字收集、整理、规范和统一活动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文中所说的太史籀、李斯、赵高、胡母敬、许慎都是名副其实的编辑，他们在整理文字的基础上都编纂了字书或蒙童课本。即便是传说色彩较浓的仓颉，不论其是否编纂过字书，但把他界定为“文字编辑”也似无不妥。事实上，正是“文字编辑”的存在，才推动着文字演变的“升级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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