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文化价值

图书工作室 讯：

列入“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候选人的钟叔河，是一个命运坎坷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优秀出版家。1957年，他因言获罪被打为“右派”，上世纪整个70年代又经受了长达9年的牢狱之灾。论及新中国60年的出版史、图书史，钟叔河策划的“走向世界丛书”从出版文化的角度看，是有其典范意义的。

一、“走向世界丛书”刊行及社会影响

1979年，平反昭雪不久的钟叔河一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任职，就提议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他的设想是推出一套（100种）专收1840年至1911年间中国人访问西方国家（也包括日本）的记载的丛书。“丛书所收虽不全是先进人物的作品，却毫无例外都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实录，都有文化的意义和历史的价值”。［1］其实，编辑这套丛书的想法早已有之，钟叔河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广泛搜集前人的出国记述，包括近代中国留学、出使、考察及旅游欧美、日本的记载，一共搜集此类书籍300多种，包括不少难得一见甚至是孤本的手稿和抄本等。这些书“并不是一般的国外游记，更不是从‘天朝上国’前往‘四夷蛮荒’猎艳搜奇的新山海经或天方夜谭，而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实录”［2］。

“走向世界丛书”的第一本，是1980年8月印行的；1986年2月印成已出36种的最后一本。湖南人民出版社原计划出版60种，实际出版了20种，出版时间在1980年至1983年。之后钟叔河调至岳麓书社，又新增16种，加上原湘人版的20种，整合为10巨册（总计36种）于1985年、1986年由岳麓书社推出精装合订本。这样一套定位为“小众”读者的丛书问世不久就在名流、学者中产生了很好的反响。许多前辈专家写信给钟叔河，热情洋溢地赞扬这套书。1986年，李一氓在为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撰写的“序”中，称“走向世界丛书”“是近年出版界一巨大业绩”；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在这方面，推而广之，可称为整理古籍的模范”。［3］钱钟书不仅认真地审阅了部分书稿，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而且破例主动为钟叔河作序。杨绛在给钟叔河的信中提到：“他（钱钟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国内一些权威报刊刊发了多篇评论，称誉这是“一套学习近代史的好丛书”。1986年，刚刚推出的中国图书奖授予了该丛书当年出版的一本。20多年后，该丛书修订重印，还不断被海内外学人提及，并被学术文化界和新闻出版界公认为20世纪80年代最具影响的大型丛书之一。

二、“走向世界丛书”编辑的价值判断

从内容来说，“走向世界丛书”先后一共出了36种，从36个不同的侧面或断面，反映了19世纪中国由闭关自守到逐步开放的历史。这段历史“既是文化交流史，又是人民生活史；既是外交史，又是政治史；既是‘西学东渐’史，又是变革维新史”。［4］

它是文化交流史，如钱单士厘的《归潜记》，便是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希腊、罗马神话的著作。其中《宙斯》一篇更是中国人研究西方神话的开山之作。又如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详细描写并介绍了自己第一次见到蒸汽机、自动升降机（书中称为“自行屋”）、火车等当时在中国根本不可能看到的“先进”机器的一些情况。它是人民生活史，如黎庶昌的《西洋杂志》，详细描写所见19世纪西班牙和美、法等国人民的生活，简直可说是一卷色彩绚丽的西洋风俗图。黎庶昌详细描写了马德里人民纪念西班牙诗人卡尔德隆逝世200周年的庆祝活动，从纪念诗文到盛大游行，从专车表演到派发诗文等等。它是外交史，如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叙述他于1868～1870年，作为中国第一个派往欧美的外交使团的大臣，到美、英、法、比利时、普鲁士、丹麦、瑞典、荷兰、俄、意、西班牙等国呈递国书，进行谈判的情形。它是政治史，如张德彝的《随使法国记》，记录了他在1870～1872年作为崇厚的译员到巴黎亲身经历巴黎公社的事情。这也是唯一的由中国人撰写的巴黎公社目击记。在书中，他逐日记载了在巴黎、凡尔赛等处的见闻，其中有很多珍贵的史料。它是“西学东渐”史，如容闳的回忆录就以《西学东渐记》作为中文书名；而徐建寅的《欧游杂录》，记述他1879年由李鸿章派往德国订购铁甲兵船，同时考察兵工、机械、化学、采矿等企业的情形。［5］丛书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丛书对现实所具有的警醒和启示意义则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有论者指出：“这套书很有些‘应时’，尤其在我们所说‘思想解放’的初期，由这套书里所选择的晚清国人看世界的不同感受，表明对政局及现实的态度，用意在借旧人之笔说今日之况，将昏庸与明智展示给世人。稍作回顾当可知那个时代与今天的开放程度相差甚大。”事实上，钟叔河编书，“皆有寄托，其编辑思想伏有曲笔”。［6］

“走向世界丛书”中各个不同时期不同人物的出国记录，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先驱们从“变器”到“变法”，由“变法”而“革命”的学习过程。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详细描写了他在马赛到巴黎途中第一次见到的“火轮车”（火车）、“行车铁辙”（铁道）和“沿途待客厅”（车站），并且当下他就认识到建造铁路对国家对人民的重要性。这也说明，新事物会带来新思想，而这正是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主要收获。徐建寅的《欧游杂记》共记录了60多种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技术和机器设备，并且还记载了关于工厂管理、各国议会政治的资料。回国后，徐建寅立即积极投入康有为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从探索生产合理化开始，走到了探索政治合理化这条道路的。著名的改良主义政论家薛福成，在《出使四国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出使欧洲期间亲身考察西方国家的议院、学校、监狱、医院和街道的经历。他的认识和理解就已经大大超出造船制械、声光化电的水平了。到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人走出国门时，就有了更加明确的政治目的。［7］“走向世界丛书”不仅证明了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时由“器”到“法”的过程，而且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尽管他们（丛书各书作者）有的是由洋人提携，有的是由官家派遣，谈不到自由选择，但只要亲历了西方，就不会不接触和了解近代文明，也就不可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8］对于这些有意或无意迈出国门的中国人来说，在相对发达许多的西方国家的经历不能不使他们萌生某种进化意识：要想摆脱落后挨打的境地，实现强国富民，实现现代化，就不能不走向并融入世界。

钟叔河在爬梳一堆堆尘封的史料时所进行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无疑是基于他对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命运的深沉思考的。钟叔河到出版社时，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年造神运动所造成的迷雾才得以廓清，全国进入了思想解放的新阶段。中国人再一次开始了“走向世界”的征途，“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可谓正当其时。钟叔河看到了“中国文化有独特的性质，那就是我们的保守能力非常强。这是一把双刃剑，我们的文化因为内向，产生了很强的凝聚力，几千年以来，都是很顽固地拒绝外来的文化”，“我们的问题就是出在太封闭、太固步自封了”。［9］当20世纪80年代的各种“文化热”相继流行，钟叔河别出心裁地向故纸堆寻找答案，目的就是强调“改革不仅要克服体制上的障碍，经济上的束缚，还有更多的是人内心思想上的问题”［10］，让人们认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这种开放是要从思想上抛弃封建封闭的弱点，实现中国真正的现代化。艺术评论家李公明说：“上世纪70年代末，在刚从文化禁锢和思想专制的重压下挣脱出来的中国，出版界面对的是思想资源的贫瘠、知识与学术园地荒芜的状况，刚苏醒过来的中国知识界确是一片四顾苍茫。我认为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钟叔河）作为出版家的识见和功绩远在于作为文人之上。”这也是“走向世界丛书”一出版就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它“以‘走向世界’的视野和烛光而冲破争取民主、自由道路上的重重障碍”［11］。

三、“走向世界丛书”出版的文化增殖

“走向世界丛书”中，著作体裁各异，作者的背景、地位、观点、身份也各不相同，书籍的文学及研究价值也参差不齐。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丛书”主要在两个方面产生了文化增殖效应：

首先，钟叔河是这套丛书的编辑主体，也是传播主体。从传播者来说，他不可能纯客观地传播某种文化，总是要加上自己对它的认识和理解。传播者会从自己的立场、需要或价值观出发进行主观判断。钟叔河把自己对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真正走向自由民主的思考注入到“走向世界丛书”之中，这些书除了是单纯的个人作品，可以用作史料或个人经历、思想的研究资料之外，还多了一层意义：是早期中国人走向世界、探寻先进之道的实录，是中国人从古代社会走向世界文明，走向变革和开放的现代化世界的一个缩影。他说：“我当时编‘走向世界丛书’是有政治理念的，不是为了把古人这些书翻出来出版，然后赚点钱这么简单。”该丛书进入到文化传播的领域后，让广大受众有了接触、阅读、理解这些书的可能。此时，读者看到的这部丛书，已不是简单的早期中国人的出国实录，而是传达了钟叔河对这些书的提炼与再认识，包含了钟叔河个人对中国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思考。因此，这部丛书除了它本身固有的学术价值和文史趣味之外，还有更为深刻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

“走向世界丛书”的文化增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钟叔河的分析研究和规范化。李一氓看到了这一点：“叔河同志在主编此丛书时，费力既勤且精；凡重要段落都在书页旁加注要点，每种书后又增附‘人名索引’和‘译名简释’，对原书人名、地名的异译都加注原文和今译。这都是麻烦费力的笨工夫，实堪佩服。特别是他在每种书前，各精心撰写了一篇对作者及其著作的详尽的叙论，文笔流畅，论断精当。”结果是形成了丛书的“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以及在古籍整理领域的“模范”地位。［12］编辑主体的价值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其次，文化增殖和价值观念衍生不仅存在于文化传播者之中，也同样存在于文化价值信息的接受者的整个反应过程。“走向世界丛书”作为一种文化价值信息被读者（受众）接受时，读者（受众）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重新理解和界定这种文化信息的价值与意义。同样一套丛书，领导古籍整理工作的李一氓看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视其为古籍整理的“模范”；留学过英伦的陆建德在中西比照、现实反思中感受到“让人不安的力量”；作为“新三届”大学生的王功权（现为风险投资家）则忆及80年代阅读此丛书时“理想的光芒激动人心”［13］……“走向世界丛书”之所以让人常读常新，关键是在传播中不仅存在着文化的“本文”意义和价值，而且存在着由接受者的经验、体验中“生成”的意义和价值。

最后，从传播媒介来说，“走向世界丛书”以丛书的形式出版，这有增殖效应。“走向世界丛书”出版了36种，这离钟叔河原计划出版100种还有一定的距离，但首先在量上还是形成了增“值”。这样就能给读者形成一个整体的印象。钟叔河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也说：“之所以要以系列来出，我是认为如果分散来出，没有什么印象。”［14］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书籍以丛书的形式来出版，更能够体现钟叔河的出版目的。他搜集选择的书籍虽然都是关于早期中国人的出国记述，但作者类型各不相同，内容也较为分散。如果把丛书中的每一本书都当作是一个士兵的话，若是散兵游勇，战斗力自然非常有限。但是把这些士兵有规律地整齐地排列起来投入战场，其战斗力、影响力就会大大增强。因此，以丛书的形式来出版这些书籍，能够产生1+1＞2的效果。散落的珍珠用一根红线穿成项链，更显熠熠生辉，价值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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