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几点思考

图书工作室 讯：
自1984年7月胡乔木同志致函教育部，倡议在高等院校设置编辑学(后改为编辑出版学)以来，短短20几年的时间，编辑出版学专业从开始试办的几家发展到今天的130余家，年培养各层次的编辑出版人才5000人以上。[1]可以说我国的编辑出版学教育在全国范围内都已经小有规模。然而，种种迹象又表明，编辑出版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并不尽如人意。面对进入新世纪以来由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引发的出版产业的飞速变化和发展；面对我国出版产业转制带来的种种肌体反应及人力资源重要性的凸显；面对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学界然，学生未必然；学界然，业界未必然”的反差，笔者对我国的编辑出版学教育作了研究，并提出一些构想。

　　编辑出版学教育历程梳理

　　(一)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发展历程

　　我国出版事业历史悠久，但以学校教育方式进行的编辑出版教育最早也才追溯到19世纪末，即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创办“商业补习学校”。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出版总署根据《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五项决议》，决定在上海建印刷学校，以培养、提高印刷技术干部。上海印刷学校成为我国第一个为出版行业培训专门人才的教育机构。1958年8月，北京文化学院出版系和印刷工艺系成立，并举办图书发行培训班。1961年12月，文化学院撤消，印刷工艺系并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继续举办。1963至1965年间，北京、辽宁、陕西等省市也先后成立了印刷职业学校或中等印刷技术学校，培训印刷中等专业人才。

　　“文革”结束后，我国出版事业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危机，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新闻出版业已跨入电子技术时代，我国对编辑出版专业新型人才的迫切需要使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育提上日程。1978年12月，北京印刷学院成立，我国的印刷高等教育从此开始。1983年，在党和国家《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的推动下，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在新华书店总店的大力支持下建立了图书发行专业，我国的图书发行高等教育从此全面展开。1985年，在著名理论家胡乔木的积极倡导下，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编辑学专业开始招生。之后，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河南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开办了编辑学专业，进行本科或第二学位教育。安徽大学、成都大学开办图书发行专业，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创办印刷工程学院。

　　1998年，国家教育部调整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在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之下将编辑出版学列为二级学科。同时批准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和河南大学文学院招收编辑出版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授予传播学硕士学位。2002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武汉大学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招收出版发行学博士研究生。2003年，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也在一级学科范围内自主设置了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博士点，编辑出版学向更高一级的学科层次发展。

　　(二)编辑出版学教育发展取得的成绩

　　从上述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发展的历程中至少可以看到20年来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取得的两大成绩。一是数量上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二是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体系已相对完整。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肖东发教授就用了“多专业(包括编辑、出版管理、印刷、图书发行、装祯设计)、多层次(包括博士、硕士、双学士学位、本科、专科、技校、职高)、多规格(包括正规学校教育、函授、夜大、职大等)、多渠道”来概括我国现代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体系的特点。[2]

　　此外，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教学内容也日趋成熟。编辑出版学、图书发行学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教学体系；许多学校的教学计划、培养方案都己相对稳定；早期开办编辑学、图书发行学高等教育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建设更是趋于成熟，建立了10余门专业基础课、核心主干课和数十门选修课。与此同时，相配套的教材建设、学术专著出版也取得重要进展。据统计，与编辑出版学有关的教材著作已出版100余种。[3]其中，辽宁教育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了我国第一套18种“普通高等教育编辑出版类规划教材”，被列入国家教委“八五”规划、新闻出版署专业系列教材重点项目。其他院校和出版社，如山西经济出版社、苏州大学出版社等也编辑出版了一批教材。河北教育出版社还编译了一套实际操作性很强的引进版专业书籍。

　　另外，我国还形成了一支编辑出版学研究队伍，主要由三方面的人组成：一是就编辑出版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规律或史等进行研究，这部分人的以邵益文、王振铎、阙道隆等为代表，河南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成为研究群的集结地。二是对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环节进行研究，如钱文霖对科技编辑方法论的研究，赵航对选题论的研究等。三是就编辑出版学的某一现实问题进行研究，这部分人以高学历的编辑出版从业人员和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研究生为主。

　　正是有了这样一支研究队伍，我国编辑出版学理论研究才有了起色，出版了一批著述(以编辑学居多)。据统计，到1999年，已出版的书名有“编辑学”字样的著作达80余种，这些著述大致围绕六个方面进行论述，分别为(1)一般编辑学(如王振铎、赵运通的《编辑学原理论》、刘光裕、王华良的《编辑学理论研究》等)；(2)分类编辑学(如高斯、洪帆的《图书编辑学概论》、徐柏容的《杂志编辑学》等)；(3)应用编辑学(如阙道隆的《实用编辑学》等)；(4)编辑研究工具书、资料书，(如边春光的《编辑实用百科全书》、孙树松、林人的《中国现代编辑学辞典》等)；(5)编辑史研究(如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韩仲民的《中国书籍编纂史稿》等)；(6)编辑出版专业教材。除书以外，还有大量的文章散见各编辑出版刊物上。

　　编辑出版专业教师队伍的成长也是20年来取得的成绩之一。编辑出版学专业创办之初，专业教师不过30人。现在，据不完全统计，专业教师的数量已经突破1200人，[5]而且还在不断扩大中。

　　(三)编辑出版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就算是一个发展得几近全备的学科，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何况编辑出版学教育还处在“弱冠之龄”？20多年来，编辑出版学教育在取得不少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着不少问题。

　　首先，从办学能力上看。到2003年12月，全国高校设立编辑、出版、发行等专业的院校已有70余家，但其中多数是1999年以后上马的。有学者认为：目前大多数编辑出版专业条件并不成熟。

　　较早开办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几所高校，办学规模都不大，各项投入非常有限，师资力量也十分薄弱，专业课教师大都在5人以下，拥有10名以上专业课教师的寥寥无几。因此，专业课的开设只能“因校制宜”，办在中文系的，以中文系课程为主；办在信息管理系的，以信管课程为主；办在传播系的，以新闻传播类课程为主。以一位学生的话说：“我们学校中文基础课占60%，专业课只占40%，四年的学习，中文知识比编辑知识掌握得还扎实，我分不清自己学的究竟是文学的编辑还是文学与编辑。”近几年匆匆上马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情况更是可想而知。河北某大学一教师透露，该校某年招收40名编辑出版本科生时还没有专业教师，四年当中，九门专业课他一个人就讲过八门。另称，还有高校把文秘系改为新闻传播系后再下设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所谓的专业教师也不过是集中培训一个月后的原班人马。这样的教师能有多少能耐开设专业课？能开出怎样的专业课？而在美国，出版专业的教师无一不是出版业最好的专业人士或引领出版业潮流者。

　　如果说专业教师的缺乏已使编辑出版专业捉襟见肘，那么专业教材的常年缺位则更使其举步维艰。编辑出版类教材大致分为理论、历史和应用三部分，除开少数的理论和历史类课程，大多属于应用类课程。而目前也正是这些位于学科前沿的教材存在着不少缺口。专业应用类教材应当根源于编辑出版实践，又转而指导编辑出版工作的开展，并在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中经受实践的检验。但现有教材相当一部分不论体系还是内容都大同小异，大量存在着低层次重复、内容陈旧、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此外，虽然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过全国统编的编辑出版专业18种教材，武汉大学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山西经济出版社、苏州大学出版社等也先后出版过编辑出版方面的教材或专著，但迄今为止编辑出版学专业有些主要课程仍没有可供选择的教材。以“出版美学”这门课为例，由于没有合适的教材，很多老师都只是在大讲美学的基本原理，而不能把美学与出版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美学理论去解决出版的实践问题。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编辑出版本科教育却仍在迅速膨胀，1998年国家调整本科招生目录后，更是一发不可收。快速发展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已经突破了出版行业对编辑出版人才的需求，存在明显过热的现象及专业发展的泡沫。为此，有学者呼吁：各院校设立办学点之前应充分调查论证，一个省建四五个出版专业教育点的扎堆现象极不正常！

　　其次，从办学特色上看。目前国内大多数开办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院系都存在千篇一律、大同小异的现象，基本没有特色可言。罗紫初教授曾指出，办学特色“就是全国各高校开办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在课程体系构建上不完全雷同，它们能根据自己的特长强化某一方面的知识教育，增设与此相关的课程，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7]我国各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完全有可能办出自己的特色。但目前的情况是，除开寥寥可数的几家有着自己的办学口碑，如武汉大学的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编辑，华中科技大学的科技编辑等，大多数院校的编辑出版教育均不同程度地陷入了低层次重复的泥潭。

　　再次，从办学体系和办学层次上看。我国的编辑出版学教育已经形成了博士、硕士、双学位、本科、专科、技校、职高等多个教育层次，教育体系相对完整。但也正是因为在办学能力尚不及的前提下仍过于追求办学体系的全备，才使得我国编辑出版专业各学历教育之间拉不开明显层次，办学层次流于形式化，未能真正为人才的分级培养服务。

　　大多数学校编辑出版专业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基本没有明显差别。教师一套人马，教材一个版本，以至于本科生毕业不得不外向于出版业寻求生机，研究生毕业沦落为书稿校对的比比皆是，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纵深发展。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编辑出版学系主任袁世全透露，该校就职于出版社的毕业生不超过30%，70%以上的学生最后所从事的工作与出版教育的初衷大相径庭。[8]

　　学科内的培养层次拉不开，也直接导致了编辑出版专业与它学科竞争时的尴尬。有社长认为，一般编辑的工作，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就完全能够胜任。中文专业毕业生的文字根底比较厚，因此在招聘编辑的时候比较偏向于用中文专业的人。[9]北京大学出版社在招聘广告中明确规定，应聘编辑者必须具有韩语、德语、计算机、生物、电子学等学科背景，英语和计算机水平也要达到一定级别，否则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10]某出版社总编分析说，科班毕业生初进社时的最大优势，在于在校时受过编辑出版的课程体系培训，知识结构较全面，对图书常识与业务流程相对熟悉。但经观察，一名非科班毕业生，刻苦大半年，基本业务也能大致掌握。此外，一个没有实践经验的应届生进社后的成熟周期至少为3—5年，对于非科班生，此期间亦完全可以建立起相当的人际网络。[11]

　　这还只是对于一般编辑而言，“专”一点的出版社更是难以应付。译林出版社的章祖德介绍说，该社是一家以进口版权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出版社，由于这一特性，他们在引进人才方面并不注重学生是否编辑出版专业毕业，他们更强调应聘者的外语能力，即便是非外语专业的毕业生也要求他们的外语达到六级以上。[12]大多数专业出版社均表示，他们更愿意接收非科班但有学科背景者。这一心理不难理解，无专业基础的编辑，懵懂于学科知识体系和前沿思潮，缺乏与作者对话的平台，更茫然于读者需求和新兴的市场点，不利于选题策划和组稿工作。而这些属于编辑核心素质的专业知识，是非学科背景者短期内无法积累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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