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几点思考

图书工作室 讯：

　　学科特点作经、市场需求为纬，灵活建构办学体系

　　笔者认为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虽不是一句话就能概括的，但办学思路上存在的定势思维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制约作用。有理由相信，高校设立编辑专业，曾被当作编辑有学并被社会认可的标志，而办学体系的全备则理所当然地被看成了该学科发展状况良好的直接体现。但问题在于这两者究竟存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并非所有学科的发展都必须用一根尺子衡量，判断一个学科发展状况好坏的真正指标应该在于该学科的发展是否符合其内在的本质特点及该学科的发展是否有效地满足了社会需求。

　　(一)编辑出版学的学科特点

　　讨论编辑出版学的学科特点，应该首先搞清楚“编辑出版学”在学科划分中的位置。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划分，最高级别的学科是“学科门”，共有12个：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军事学、管理学。比“门”低一级的学科称为“学科类”，学科类(不含军事学)共有71个；比学科类再低一级的学科称为“专业”。根据这一层级划分，“文学”门下有“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四个“学科类”。新闻传播学这一学科类下辖“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专业，编辑出版学属于“传播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13]编辑出版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对于编辑出版学的学科性质这一问题，学界还存在很大争议。代表性观点有“纯理论学科”说、“纯应用学科”说、“理论加应用学科”说、“理论为主，应用为辅学科”说、“三结合学科”说、“边缘科学”说等。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编辑出版学是一门兼容性极强的偏应用型学科。

　　所谓“偏应用型”，说的是与其他学理性较强的学科相比，编辑出版学的应用特征更为突出，它更强调经验及将经验付诸实践的能力。有学者曾作过这样的分析：人们习惯将高校文科分成“理论类”学科和“应用类”学科。理论类学科如文、史、哲，又雅称“元学术”，由于“道可道，非常道”，社会一般不会究诘其实践效能。而应用类学科则不然。[14]这一点也可从出版教育起步较早的其他国家寻得启示。作为一个出版大国，英国大学参与出版的活动领域包括岗前教育、专业进修教育、职业标准教育、研究与咨询四块，他们更多地是进行职业培训，如伦敦出版学校开办的夜间课程、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开办的为期四个月的非学分课程等。显然，这种教学体系的设置与他们“编辑只是一种技巧”的观念不无关系。其他例如美国高校开办的暑期学院提供的夏季课程，日本由私人办学的职业学校等，都说明在他们的观念中，编辑出版是一门更讲求技艺的学科，而这种技艺的培养更多是通过培训来完成的。

　　所谓“兼容性极强”，说的是编辑出版学的专业化特征不是很强，具有依托其他专业的特性。知识是专业的根基，编辑出版的专业化应建立在成熟的编辑出版科学之上。在实证主义成为判断知识正确性和有效性通用标准的当今时代，一般地，人们只把自然科学知识看作真正的知识。尽管这带有片面性，但我们却也不得不承认，编辑出版学尚有太多的先天不足。编辑出版学中存在的诸多争论和不共识，究其原因还在于很多人认为编辑出版只是一种经验，不能算是一门学术，而这种经验是不能成为专业化的根基的。编辑有无“学”等问题虽不在本文探讨之列，但编辑出版失去了对外行而言的神秘性、高深性和复杂性的现实的确使其自身的专业化陷入困境。但同时，它却又表现出了强有力的对其他学科的兼容性和依托性，具有衍生交叉性学科的强大能力。如编辑出版和美学相结合催生了“出版美学”；编辑出版和管理学相结合催生了书业企业管理学等。

　　(二)市场导向下的编辑出版学教育

　　不管是否被意识和关注，市场的导向作用从未在编辑出版学的发展过程中缺失过。且不说编辑出版学的诞生本身就是市场需求作用的直接结果，仅从编辑出版学20年的历程就能看出市场作用的深刻印痕。20年来，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品种增长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的市场竞争阶段和始于本世纪的全面企业化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以品种增长、市场竞争、营销运作和经营管理为特征。与此相应，我国的编辑出版学教育也呈现出三种不同的阶段性特点。在品种增长阶段，随着对编辑人才需求量的增加，开始了以编辑学为主的编辑出版学教育；在市场竞争阶段，对发行人才的需求膨胀，直接催生了以发行学为主的编辑出版学教育；进入全面企业化阶段，由于营销运作和经营管理需要大量的市场营销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于是又有了以出版物营销学和经营管理学为主的编辑出版学教育。

　　当前，随着出版改革的深入和出版产业的发展，“编、印、发、科、供、贸”已涵盖不了出版的全部环节，而出版产业链的变化又直接催生了许多新型的出版业态，如将书稿等知识产品提供给出版社，从中收取合理收益的“内容供应商”；向出版从业人员提供各种资讯的“中介服务商”；对作品进行操作、策划，并参与整个营销过程的“出版经纪人”；对出版产业发展过程及趋势进行分析预测，为产业实体和决策部门提供决策分析的“产业分析师”等。[15]这些新型人才的培养给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提供了新的课题。此外，中国加入WTO后，有关版权贸易的问题、出版业经营管理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些都迫切需要吸收和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

　　当然，市场给予我们机遇的同时，也带给我们挑战。如果说学界、学生、业界三方的摩擦从未妥善解决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作用力最大化的今天，这三者之间的冲突会更加明显。有个形象的说法：学界好比生产者，学生就是该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业界就是这些产品的买方。笔者认为，当前学界的痛处应该不仅仅停留在买方的挑剔上了，在市场经济横扫社会一切领域的今天，学界生产的活的产品也对其有了反作用力。据报道，去年的高考新气象之一就是家长和学生在选择学校、填报专业上更加理性而不盲从。尽管你是热点，但你质量不高，没有口碑，也将不被列入选择。

　　编辑出版兼容性极强的偏应用型学科特性，将不断推动编辑出版学随时代的发展而更新它原有的体系，编辑从传统技艺型向策划型、全能型的转型也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市场需求的作用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它在学科特性这一内因之外不断加速着市场对编辑出版学教育体系及模型的选择。在这样两股力量合力作用下的编辑出版学教育将走向何方?有一点是肯定的：过去那套刻板的办学模式必须寻得突破！

　　编辑出版学“嫁接式”教育模式的构想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编辑出版学教育更应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各级人才的能力培养上。能力怎样划分？

　　针对编辑出版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拉不开明显层次的现状，笔者认为可以研究生培养层次为分水岭，将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按能力标准分成两个大的体系：一般型人才的培养和高级人才的培养。[16]

　　何谓一般型人才？即通过基础性教育和初级培训使其成为具有基本从业能力的初中级人才。在此需要对“基础性教育”涉及的三个问题做出说明。一、就读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究竟需要获得什么能力？二、高校能否承担学生获取这些能力的重担?三、高校在编辑出版学教育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毋庸置疑，学生需要的能力之一就是由详尽的专业知识搭建的认知体系所赋予他们的解决专业问题的经验参照和技能。其次，编辑出版的准从业者还需要有浑厚的知识底蕴，出版的文化产业特征决定了这一点。因为知识底蕴就是一种底气，是编辑出版人职业修养的底座，它不仅仅是编辑出版专业知识的牢固掌握，更多的还在于多类项知识带来的触类旁通。再次，编辑出版的准从业者还需要一个缜密的思维体系及建诸其上的对于繁复、杂乱、无序信息的梳理、整合、分析和判断能力。显然，后两种能力建立在策略性知识的基础之上。策略性知识不同于学科领域知识，它不是显性的概念、事实或程序，而是一种隐性的知识，强调了为解决问题、完成任务所必须掌握的运用概念、事实或程序的能力。很明显，传统的学校教育对此无能为力。据言，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大学毕业，只能学到他实际工作所需知识总量的10%，其余90%的知识是要在以后的工作和继续教育中取得的。[17]

　　那么学校教育的真正意义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尽管学校教育并不能尽善尽美，但把编辑出版学架构在高校的专业体系里却也是很有必要的。(这里有一个校园文化的熏陶问题，诚如王小波所言：“文化有两方面的内容：一种是各种书本知识，另一种是各种暖昧的共识，以及各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妙气氛，一切尽在不言中。”)关键在于把它安置在哪一个层面。上文提到的基础性教育即是对这个层面的选择范围的限定(该限定明确了编辑出版学初中级教育与高级教育的界限)，具体而言即是，初中级人才的培养应在基础理论和史论教学的基础上，进行以单本(套)图书为单元的书业流程教育，这样不仅能让学生形成对编辑出版学学科知识的架构性了解，还能让其熟练掌握书业最基本的操作技能。

　　鉴于基础性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差别，接受这两种不同培养模式的人将各有所长，一般地，前者可能更具有统筹把握该专业的能力及一种“暖昧”的知识及视域，后者则更长于实际的动手能力和对于该行业的快速适应性。他们共同构成了出版业的初级从业者队伍，其入行资格将通过国家统一的编辑出版职业资格考试获得。

　　所谓的高级人才，指的是具有一定科研能力的研究型人才及替代度较低的多能的操盘型人才。这类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嫁接式”教育及高端培训最为适宜。

　　“嫁接式”教育指的是以其他学科背景为根基，纵深进行的编辑出版学教育。该教育模式的提出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鉴于上文分析的编辑出版学内在的学科特点，我们有可能通过两门及以上学科的嫁接来提升编辑出版学的学理厚度；二是鉴于上文分析的市场对编辑出版学科的作用力，我们有必要通过两门及以上学科的嫁接来降低本专业培养人才的被替代度。

　　国外学界的做法给了我们启示。以美国为例，他们的编辑出版专业教育通常始于研究生教育阶段。有志于走上出版事业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有三种选择：一是在美国为数不多的几所有出版硕士学位的大学里继续深造；二是参加依托大学举办的暑期学院；三是直接到出版社申请一份初级的工作，边工作边学习必要的出版知识。

　　2005年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京师论坛上，外研社李朋义社长在谈到怎样培养精通外语的编辑出版人才时说：“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从外语人才当中去选。首先他是学英语专业的，英语特别好；然后他再去学编辑出版发行专业，懂得这个领域的一些规律，这样比较好培养。反过来就耗时费力，为什么呢?英语是经过差不多十年时问才学到这个程度的，而且是作为专业才学到这个程度的。如果先学的编辑出版发行，等学到很精通了再去学外语，是学不成的。”张如法教授也提到，编辑学当然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独立框架与学科特点，但它并不排斥对其他学科成就的借鉴，特别在初创阶段，运用学科交叉、嫁接的方法更能促进编辑学的建设与发展。对于那些非编辑出版科班背景的研究生，如能充分发挥他们原专业的特长，敏锐地发掘原专业与编辑出版学的联系点、切换口，以此为契机，就能够进行独特角度的深入研究。[18]

　　2004年8月31日，在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召开的纪念我国编辑出版学创办20周年座谈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说，编辑出版这样一个特殊的行业，要求专业人才除具有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外，还需要具备其他专业领域的知识和理论，在‘专’和‘精’的基础上，还要做到‘杂’和‘博’。因此，编辑出版学专业更应该在双专业、双学位、研究生培养等多种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进行探索。[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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