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凯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成功之道

[主持人]:50多年来，人文社的出版物一直是国内读者获取文学素养的源泉，也代表着中国文学出版读物的最高水平。请潘社长先谈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宗旨以及它的定位？

[潘凯雄]：人民文学出版社是1951年3月份成立的，可以说是新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专业文学出版机构。如果说它的宗旨和定位，那就是以繁荣文化出版事业、加强国家的文化建设为己任，注重图书出版的系统性和多层次结构，兼容并蓄，力求比较全面地反映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成果。

有这么几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要以国家的建设为自己的责任，还有就是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另外它是考虑图书出版的系统性和各层次结构，因为它的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所以它所出版的文学图书是囊括古今中外的优秀成果。现在中国专业的文学出版社大概有50多家，还有许多非专业的出版社也在出版文学图书。我们也注意到，其他的兄弟出版社可能是偏重于某一个方面，比如说偏重古典的、古籍整理的的，是侧重在一个点上。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今中外，这是和其他出版社在文学出版不太一样的地方，或者说是我们自己的特点和定位。

[ 潘凯雄]：优秀的出版社这个称号是一种荣誉，但更是一种责任和压力。因为名声在外了，所以对国家，对广大读者，就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在努力，做到对国家和读者都负责。而一个出版社的成功，离不开两头的支持，一头是作者、作家，另外一头是广大的读者，出版社不过是在中间架起一座桥梁，如果这两条缺任何一头，我想出版社都是做不好的。

[潘凯雄]：谢谢你对我们的鼓励，又说我们成就卓越，又说我们是排头兵，实际上我们自己根本不敢这么说。人文社发展的优良传统简单的概括就是：第一，是责任意识，因为出版业是一种文化事业，从事文化事业的人不能不讲责任感，这样一个责任感，既是对国家的责任，也是对读者的责任，绝对不能没着良心办事。

第二，是质量，对文学作品来说，就是要有一个精品意识，这样一个精品是全方位的，既有对作品的判断、选择，也有对作品的制作过程，比如说我们出版社到现在为止，选题论证制、三校一读制，有的出版社5—7天就能出一本书。坦率的讲，您要我们赶这个时间，我们也能赶出来，但是我们一般不这么做，就是我们要保证基本环节，比如说三个校对的环节加上一个通读的环节，一个不省。想一想，20万字的图书要校三遍，而且校都要一个人校，几个人校的话，前后就不统一了，要校三遍，还要有一个人通读一遍，再加上最后的终审，这些基本的流程上去的话，5—7天是不可能做出来的。现在一些作家朋友为什么喜欢在我们出版社出书？其中有一条，认为我们的文字质量非常好，不像有一些读物上错别字、病句特别多，这些我们都认为是质量意识或者是精品意识。

第三，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我觉得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对一个做出版的人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做文学出版，审美的趣味应该说个人是有差异的。从事编写也好，从事管理的人也好，同样有自己的趣味和好恶，做出版的话，就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决定实际工作中的选择，必须要有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文学出版事业能够多样化，能够百花齐放，而不是单一的。

责任意识、质量意识、精品意识、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是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50多年来一直坚守的基本立场和文化态度。在今天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应该再强调两点。一点是竞争的意识，另外一点是市场意识，前面这几点，过去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仅有这三点，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够的，在今天这样一个现实的条件下，我们必须考虑要学会竞争，当然是公平的竞争，而不是恶性竞争。同时，要有非常敏感的市场意识，这样我们才能在今天这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同时又能够与时俱进，这样才能在今天立于不败之地。

[主持人]:出版社是为人类生产精神食粮的工厂，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又必须赢利，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问题上，人文社如何权衡，又是怎样解决这种矛盾的？

[潘凯雄]: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有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社会效益是一个基本前提，也就是说各种有害的图书、各种不健康的图书，我们是坚决不予考虑的，这个前提就不谈了。

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一直坚持两个效益的统一，不做任何片面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经济效益也就很难讲社会效益，对图书来说，经济效益体现在发行量，比如说一本图书，现在经常讲的五千也好，八千也好，是它基本的利润的平衡点，如果低于就可能要亏损，就不能有经济效益，发行量越大，经济效益就会越大。如果把这个基本道理讲清楚，就很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有更多的读者买了这本书、读了这本书，才可能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当没有人读这个东西、看这个东西的时候，社会效益从哪儿谈起？所以，我们讲两个效益的统一，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绝对不做那样的理解，就是因为这本书的社会效益好，不考虑它的经济效益，即使赔钱也要干，不做这样简单的理解。要想产品真正产生社会效益的话，必须相应产生经济效益，否则的话，社会效益是一句空话，我们不做这样空洞的理解。

有一些文化积累的工程，我们出版社一直在承担着，比如说古今中外作家的全集、文集，作为一种文化传承的东西，确实有它绝对的文化价值。举个例子，比如说《鲁迅全集》、《巴金全集》，规模都很大，动辄二三十卷，这样一个规模，销售可能就是500多一套或者更多，这样对普通的读者来说，买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这样的文化产品对国家建设来说确实是需要的，但是对个体来说可能就有问题了，这样的东西就不可能发行量走得很大，这时候就需要出版社给予一定的扶持、投入。这样的东西，我想即使有社会效益，但是经济效益的话，就要靠别的盈利来补贴。这就是我们的宗旨。

长销畅销一齐抓人文社的市场运作
　
[网友]:我是读着人民文学社的书长大的，我们全家人对它都有很深的感情，它给了我们丰富的精神食粮。希望人民文学社越办越好。

[潘凯雄]:非常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出版社的鼓励，我相信你是真诚的，我相信类似这样的网友在全国有很多很多。因为我们平常做各种和读者沟通交流的活动中，经常会听到这种声音，就是说我们都是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长大的，我相信40岁或者30岁以上的读者，很多读者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对此我们出版社的全体员工非常感谢，但是同时也觉得是一种压力，如果我们做得不好，实在是对这批读者极大的辜负。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不辜负这批读者、网友对我们的厚爱，同时我们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地通过我们的努力吸纳更多忠实的读者。

[潘凯雄]: 这位网友朋友看来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历史是比较了解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有一个副牌，叫外国文学出版社，应该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们出版社的确在外国文学出版领域里做了很多工作，出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这是我们可以不客气、不谦虚的这么说。但是，以前确实有一个客观的条件，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和刚刚改革开放那段，能够出版外国文学的出版社是非常少的，文革之前就是上海译文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两家，而且当时有个不公开的约定，我们是偏俄苏，他们偏欧美，我们偏古典，他们偏现代一点，而且当时能出的只有我们两家。当时全国的出版社也没有那么多，从出版外国文学的态度来看还是比较慎重的，比如我们这个出版社没有那个语种的编辑，这个语种的书我们是不能出的，这实际上是为了保证图书出版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