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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斌杰谈书业:中国出版业还是弱势市场

[ 来源:佚名    点击数:3319    时间:2006/5/29    编辑:冰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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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工作室 讯:
■编者按:根据已签署的WTO协议,开放物分销服务市场的保护期到年底将结束,这个受计划经济影响较深的行业该如何应对冲击?2006年5月15日,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做客CCTV新闻会客厅《决策者说》,谈到意识形态与市场关系的协调、如何打破出版行业垄断、买卖书号是否合理等敏感问题。他说,“(《哈里·波特》)能够在上百个国家畅销,长期占据排行榜第一位,我很有感慨,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几千年的文明,为什么就出不来这样一本书。”他还认为,“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宣传我们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应该不断加强,这当然是重要的。而从新闻出版总署政府部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还要向全体国民负责,就是要满足全国各个层次公民的精神文化的需要。”按照这个需要,出版业该如何改革,是柳斌杰和他的同事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本报摘发了访谈的部分内容


  过去多强调“特殊性”

  白岩松:柳署长您好,在出版行业的各环节或者说写书人、出书人、卖书人、读书人中,哪一批人受到的挑战最大?

  柳斌杰:我觉得在这几个环节上,最关键的就是出书人,只有他们能把好的书稿选出来,能让消费者受益。所以他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白岩松:接下来可能不拿您当署长,得拿您当一个医生,您认为目前出书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这些环节中,哪些需要改进、改革?

  柳斌杰:出书人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起的作用非常大,中国在历史典籍的出版方面,曾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但现在出书人环节为什么出了问题?有这么一些原因,一个就是体制,五十年代出版社都是企业,从1966年以后,我们公私合营的出版社全部取消,全变成了国有机构,再若干年后,出版社又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事业单位。事业单位,顾名思义,它是一个办事的,它没有经营的机制,缺乏参与市场竞争的机制,这是目前出版社面临的最大问题。

  白岩松:说白了吧,很多事业单位由国家拨款,不愁吃穿,因此面对市场时,努力也不够。

  柳斌杰:其实国家对出版社拨款很少,问题是计划经济时形成的垄断经营,使出版社不想参与市场竞争,这是出书人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出版资源的配置平均化了,过去,资源是按照行政级次来分配,比较优秀的出版社长不大,比较差的出版社死不了,这样使得出版资源难于集中。第三个问题是出版行业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垄断经营、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的局面没有打破,所以有些很好的图书,发行渠道也不畅,在一些地方遇到了阻力。

  白岩松:就像过去媒体中报道过的,有些啤酒在这个省可以卖,进那个省人家就不让你卖,图书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柳斌杰:图书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有的省对相邻几个省的图书绝对是封锁的,不让你在它那个地方发行,因为发行渠道是垄断的,当然民营的这一部分还是市场流通的,但它还不是一个主渠道。

  白岩松:出版业是不是有他的特殊性呢?

  柳斌杰:我们的出版业,除了在内容上具有文化价值外,在生产、包装、上市、消费等方面同其他产品没有区别,所以我们经常讲“两种属性”,就是既有意识形态的属性也有经济属性、市场属性,它要面向市场,这就决定要把出版社当成一种市场主体来塑造,要推向市场。我们过去强调特殊性比较多,更多地把它当做一种意识形态去看待,而忽略了它的一般规律,即商品生产和流通。

  买卖书号反映出的问题

  白岩松:柳署长,我这儿有一本书,《哈利·波特》,您一定很熟,您看到这本书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柳斌杰: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本书在世界市场能占那么大的份额,能够在上百个国家畅销,长期占据排行榜第一位,我很受触动,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几千年的文明,为什么就出不来这样一本书?这个书能造成这么大的轰动效益,我觉得关键在于出版社的营销策略,我们和人家在市场意识上有差距。

  白岩松:在这儿还要问您买卖书号的问题,因为有人把书号当作商品来买卖,您从中是否也感到一种生机?

  柳斌杰:你说的完全对,我确实感觉到市场需求在变化,我们在出版社资源分配方面有问题。有些名社出版资源比较多,信誉度高,市场也好,书号就不够用。有的出版社却没有书出,就成了“有号无书”。于是书号就变成商品来转让。据过去反映,有那么几个出版社,几个编辑年初分配到书号后就往北京、上海跑,如果有12个人,就是60个书号,能卖几十万,一年工资也够发了,他也不管出书,资源分配不公就形成了出版社之间买卖书号的重要原因。

  你说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社会需要,大量工作室产生,我们曾经进行过调查,合作出版这种图书一年差不多要出5万种左右。也有找不到出版社的,自己买个书号出书的情况也有。这反映了图书市场的困境,我们一方面看到正规出版社图书滞销,库存积压增加,产业链条几乎要崩溃了,另一方面市场还需要大量的畅销图书、精品图书,这说明中国的图书市场空间还很大,只是我们的出版社还没深入到市场的各个角落里去,还没有到市场上找选题。。

  民营出版机构效率很高

  白岩松:一谈到出版物,毕竟跟意识形态有关,因此“民营”似乎相对来说是个敏感的字眼,你怎么看待民营力量?

  柳斌杰:我们还是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进入政策许可的出版领域,在印刷发行方面,民营资本可以和国有资本同样竞争,在组织文化资源,策划图书稿件方面也是放开的。当然,出版还不能完全放开,是因为过去我们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大家形成一个固定概念,主要是出于对公众负责,电视剧、电影片、书稿,谁都可以做,但是要向公众推广的时候,就出现一个社会责任问题,从这点出发,我们就委托出版社行使国家的出版权,你有这种责任对推向大众的出版物进行选择。所以,不管党政机关、社会个人、工作室各方面组稿的书,都必须由正规出版社出,外国也是这样做的。

  白岩松:民营出版人必须通过正规出版社进行出版,那会不会委屈一些非常有责任感,而且有实力的民营出版家呢?如果这些人的确是非常有责任感而且有水平,他们有没有获得出版权的空间呢?

  柳斌杰:这个有,一方面,现在这种文化工作室确实有一批高水平的,特别是国外留学归来的人,他们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管理和观念,比如去年出现的伪书,就是这些从国外回来的人自己写的,尽管是伪书,但受到读者欢迎,这证明中国人有这种创作能力。还有一些工作比较规范,能按国家法规办事的人,我们给他开辟与出版社合作出版的渠道,我们正在研究制定规范合作出版的有关规定。

  白岩松:我们眼见着这些年民营发行机构逐渐壮大,会不会有更多政策,对民营企业给予扶持,以便使新华书店受更大刺激,最后双赢?

  柳斌杰:有,我们既然开放市场,就是奔着两个格局来做的,就是要形成多元化投资、多元化经营的产业格局,要形成一个多种有益的文化互相竞争、共同发展的市场格局,这是改革的目标。我们在这方面有几条政策,一是在政策上对国有、民营一视同仁,不搞二渠道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在国际国内书市书展订货方面统统都享受一样的待遇;第二就是在民营书业发展方面,作为小型企业,过去是不给他们贷款的,现在民营书业中发展好的公司,同样可以贷款;第三,就是在教材发行体制改革中,推行发行招标,新华书店和民营书业一视同仁。

  白岩松:很多领域,民营机构显得效率超前,嗅觉敏感,出版业是不是如此?

  柳斌杰:我发现实力比较强的民营企业,已经完全超越了平面出版的阶段。我们上一次办了一个数字出版展览,几乎全是民营出版机构,在新媒体出版、传播方面已经领先了,而我们当时希望传统出版企业、出版社能够去看看未来的出版业向什么方向发展,结果很少有人问津,这就说明国有出版单位在技术转型方面,已经被旧体制磨灭了锐利的目光,它不去看先进的东西。

  新华书店“遭遇”WTO

  白岩松:根据WTO的协议,到年底,过渡期就结束了,就要打一场正面交锋的战争了,咱们新华书店准备好了没有?

  柳斌杰:新华书店现在的问题还比较大。现在新华书店主要是经营的根基有所动摇。过去,发行教材收入是新华书店的主要利润来源,而现在就面临着几个考验,一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国家提供免费教材,明年全国实现政府采购供应,这一块利润就要大大下降;二是剩下的教材,比方说高中教材、职业教育教材、大学教材,马上面临降价,因为教材是公共产品,不能靠这个赚钱,利润空间还要压缩;第三,就是国家在举办公益性事业方面,对基层的图书出版市场要给予政策上的扶持,这就为国民服务了,也就没有生意可做了。这几块对新华书店,尤其对过分依赖教材的那些新华书店来说,带来严重挑战。

  白岩松:要命了没有?

  柳斌杰:还不至于要命,但是要出一身汗,要换个活法。

  垄断还要维持一段时间

  白岩松:大陆销售收入前十名的出版社里,九家是教育类出版社,还有一家还是人民卫生出版社,也具有垄断色彩,也就是说,靠垄断资源和教育资源就决定了这个排名,什么时候这个排名会变?

  柳斌杰:一时还变不了。因为中国的图书市场的结构决定了它只能是这样,我刚才给你说到这个问题,我们教材教辅这一块有37亿册,剩下来也就是30亿册市场图书,这30亿册市场图书,每个公民平均起来两本多一点,这么一点书又分散在几百家出版社出版,很难形成品牌,形成规模。所以出版教材的出版社在一段时间还要居于前列。

  白岩松:那是不是说,如果什么时候我们的出版社能出来《哈里·波特》这样的书,他可能就进去了?

  柳斌杰:对,联合国公布全世界最畅销的书的排行,也就是发行1000万册以上的图书,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进去过,这说明我们的出版业看来块头很大,但我们的出版市场还是一个弱势出版市场。畅销书上不去,教育类就维持了它的优势。

  白岩松:您不以署长的身份,以和出版界打过多年交道的老朋友身份,在他们改制和困惑、彷徨,又有雄心的时候,最愿意跟他们说的心里话是什么,或者说鼓励话是什么?

  柳斌杰:从宏观上来讲,国家的政策会越来越好,政策环境会不断地改善,这是因为国家重视先进文化的建设,另外中国人有崇尚文化的习惯,市场前景也有,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要适应当前改革发展的要求,尽快从思想观念方面,从文化创意方面,从出版体制方面,经营的机制方面尽快完成向市场化的转变,创新是一个要害的问题,如果我们这一点做不到,我们的文化观念还比较陈旧,别人会渗透到我们里边来,所以这些转变是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我经常这样想,就是从我们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这个角度来说,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我们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应该不断加强,这当然是最重要的;而从新闻出版总署政府部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还要向全体国民负责,就是要满足全国各个层次公民的精神文化的需要;再放到出版社的位置上,一方面是要尊重国家法律,坚持正确的导向,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对出版社来讲,更多地考虑是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因为不能生存就谈不上发展,不发展企业就没有立身之本了,要它干什么?所以我说善用其长,竞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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