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责编手记之《应物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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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责编手记之《应物兄》篇

足足有13年时间，李洱作为一个已经享有声誉的作家，又正当创作盛年，几乎没有发表过作品，连中短篇的写作都停止了。他忙工作忙家人，在文坛繁荣、众声喧哗、新人辈出的热闹中，孤注一掷地默默酝酿自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的稿子一度长达200多万字，顾虑到读者和出版社的耐受力，不断地反复增删修改打磨。

在2002年1月出版了《花腔》之后，作为编辑，我等的就是这部新稿，奈何李洱迟迟不交稿，这一等就是15年，知道他一直在写，知道他对自己要求极高，焦虑挂在他脸上，体会到他艰苦卓绝。到后来，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已经和作者血肉交缠，甚至感觉李洱有意延缓交稿，就像他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轻易交托于人。

李洱写作伊始，即对知识分子题材充满浓厚兴趣，他的大部分中短篇小说和第一部长篇小说《花腔》都以描写知识分子生活为主。《应物兄》是在对知识分子群体长期观察、体认、思考的基础上，在写作手段与技术上的不断琢磨中，用13年时间精心创作的一部体量庞大的小说。

《应物兄》的主题是探讨改革开放至今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知与行的过程。它几乎囊括了4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巨大变革的时代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深刻而精妙地摹写出他们所经历的种种精神的蜕变和新生。同时，它将所要描写的主体知识分子的在场感，置于整个人类的广阔的知识场域，非常有效而合理地在一部小说中呈现了整个世界特别是中国几千年思想史的衍变、争锋、对话，它打破了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的界限，突破了知识分子写作传统，将历史和现实和谐地融于一体，共时性地呈现于小说建构的阔大空间中。

从始至终，《应物兄》以高妙的笔法描写了中国传统与文化那令人迷醉的魅力。这个传统和文化是经历五四以后到今天的后现代特征下，不断自我更新后呈现的持久不衰的魅力，它体现在整部小说的叙述中。通过对大量的“经史子集”经典的化用、通过情节的设置、通过人物的言谈，令读者获得经典的经典化、审美的再审美。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实事求是地说，在知识系统的完备、文学史素养的深厚、文学研究的专业性几方面，李洱都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他具有强烈的文体意识。现代小说意识作为西方舶来品，在中国经历先锋文学思潮以后，应何去何从？《应物兄》给予了很好的回答，它超越了种种观念的羁绊，在形式上，它向《论语》致敬，用首句二三字作为标题，让万事万物在小说中自然流动；它向《国语》致敬，用对话和言谈来推进叙事；它向《红楼梦》致敬，通过对日常伦理的描写来展示世道人心。而实质上，《应物兄》不是向传统中国小说的回归，它其实极具现代性，比如小说中通过人物谈到“一部无始无终的书”等理念，它追求小说的诗性以及哲学性，它要建立新的小说观。从这一点上说，《应物兄》的确包含着巨大的野心。《应物兄》讲述了生动的故事，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描写了跌宕起伏的命运，同时却避免了落入小说创作同质化的窠臼。

通过高超的叙事技巧，《应物兄》驾驭了繁复的主题以及内容，做到了世界有多复杂，《应物兄》就有多复杂；思想有多少次闪现，《应物兄》就呈现出多少个现场；时空没有尽头，《应物兄》也没有终结。“应物”二字道出了中国哲学的精髓，也体现在这部小说的写作中。通过主人公应物兄的所见所闻所历、内心独白、情感波澜，与外部世界相互映射，描画出思想的现场、行为的现场以及风与花与万物的现场。

《应物兄》在一种强烈的自省意识中展开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摹写，其中不乏嘲讽与批判。由于这种自省精神作为基调，嘲讽也善意也辛辣，批判也同情也深刻。有“物同其类”的无限感慨在其中。既有局外人的冷静观照，又有局内人的尴尬局促。而这个居于内出于外的角度，固守着毫不动摇的价值观，那就是知识分子的操守、责任、思想的价值。这成为小说的一部副歌，时隐时现，串起一个个饱满的人物形象：双林院士、张子房先生、乔木先生、华为老太太、姚鼐先生以及他们的学生辈芸娘、文德斯，包括应物兄、华学明、郑树森等等，这是一个三代传承的谱系以至更往上溯的一种精神谱系。对这种“文化脊梁”的精神传承的讴歌，使《应物兄》具备了优美的抒情性。

这部意味复杂、微言大义、有趣耐读的小说，在很多层面上与读者构成了对话关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读者的阅读习惯形成挑战。对于小说这门艺术而言，只有创作者给自己设置了难度，它才会不断向前发展；而读者，欣赏小说艺术的人，应该迎接这个挑战，跨越这个难度，在碎片化、消费性为特征的今天，静下心来阅读《应物兄》，就一定会发现它的美。

（本文编辑：李富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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