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书出版工作室”

图书工作室 讯：
路：可是，如果图书都由工作室来制作，如何把握图书的社会效益问题？或者，我直白地说吧，如何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房：我要指出的是，不存在“都由”的问题，只可能是出版社出书计划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
做什么，怎么做，是你图书工作室的事；用不用，出版不出版，是我们出版社的事。我有两个比较，比如作家，写什么，怎么写，那是你作家的事，作家有写作的自由；但是，用不用，是报刊社、出版社的事，出版方可以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有自己的办社方针，此外，还有国家的有关规定制约着。如果说写作者是出版产品的第一道程序，工作室可能是第二道或第三道程序，而出版社所把握的是最终也是最关键的程序，其性质，相当于是否发放通行证。就是说，出版社把可以外包的程序外包了，虽然这么说不是那么准确，但基本的事实就是这么简单。还有一个比较是，比如电视台，据我所知，电视台是老早就把许多节目外包了，假设搞一个“法庭内外”的栏目，好，某一个工作室你去制作，制作得好，我们可以长期合作，不好或不够好，我就另找伙伴。制作的产品，我满意的，播出；不满意的，对不起了。如此，制作的成本被分解了，而用不用的权力在我，这不是有利无害的事吗？众所周知，电视的意识形态色彩远比出版浓厚许多，电视节目都可以外包给工作室制作，都能做到制作与播出相分离，出版怎么就不行呢？我这么说，不知道是否已经回答了你关于社会效益和政治把关方面的问题？
陆：完全赞同你的观点。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其实，出版物的意识形态色彩有的比较浓，有的却相对的淡。科技出版有多少政治色彩？少儿出版又有多少色彩？人民社和文艺社的图书，政治把关相对严一些是必要的，但人民社出版的经济类图书，就没有政治类图书有那么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文艺社出版的童话也没有官场小说那么吓人。一切都是有区别的，似乎一切都要区别对待。
房：仿佛官办的都不会出政治问题，民办的必定要出问题，这是想当然耳。我们官办的出版社、报刊社出的问题还少吗？官办的出了问题，责任者的代价还不是那么大，或者平调到另一个单位，或者警告处分，诸如此类。如果是民办的工作室甚至出版社之类出了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对其进行惩罚，直罚得倾家荡产，谁还敢造次？当然，这是题外话了，也说远了，我要表达的观点是，对工作室不是管理不了，而是怎么管理、如何正确引导的问题。（2011-2-3，正月初一写，初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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