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书出版工作室”

图书工作室 讯：

关于“图书出版工作室”

房向东，出版人，现居福州；
路晥颜，出版人，现居上海。
 
房：我们来谈谈“图书出版工作室”吧。现在很多好书、畅销书都是工作室制作的，这已经是一个我们不能视若无睹的客观存在了。
路：是的，这是我们体制内出版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他们在夹缝中顽强地生长，当初，还清理过“图书出版工作室”，有的出版社因为与工作室合作得不那么规范而被停业整顿。如今，工作室似乎要以他们的客观存在而被社会接受了。这有点像当年的“包产到户”，先这么干吧，在干的过程中，有说好，有说不好，有的时间段说好的多一些，有的时间段说不好的多一些，这很大程度上与书业的行政领导的喜好有关。不过，让明里暗里地干，换言之，让其客观存在，就是一种进步。干着干着，隐性的好处成了显性的，明摆着，于是被默认，被接受了。
房：我觉得，早期的工作室有点像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室或是驻京办，他们联系作者，组织书稿，然后再与出版社商谈合作出版事宜，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作者与出版社的中介人吧。
路：如此运作，工作室能够维持生存吗？
房：对工作室而言，愿意从事图书出版这一行当的人，大多是对文化事业有着强烈热爱的人。我接触过的如贺雄飞、祝勇等，本身就是学者、作家，他们热爱出版事业，因此，经常的时候可以不问成败、不计收获地投身其中。
你知道，一般图书是很难赚钱的，把书稿介绍给出版社，被接受了，也无非得一点少得可怜的组稿费。我就看到有的工作室的出版商，背着一大包的书稿，出了这家出版社，又进了那家出版社，就像推销员推销产品一样，就像传教士传教一样，付出的艰辛很多，得到的回报却是很少。他们工作的目的，似乎把书稿推销出去了，就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得利不得利，无所谓。他们真正是具有奉献精神的人。我可以举两例，一例是郭建中主持翻译、詹姆斯·冈恩主编的《科幻之路》，贺雄飞至少找了三五家出版社，最后才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据我所知，贺雄飞没有得到一分钱，就是说，完全是义务劳动。再一个例子是《林辰文集》，那找的出版社就更多了，有的几乎谈成，最后，在经济的压力下，出版社不得不放弃。贺雄飞对我说过一句话：这样的书稿在我们手上流失，是我们的耻辱！
书稿的命运有时难免是这样的：某家出版社认为不能接受的书稿，到了另一家可能会变成宝；在某家出版社被删削得面目全非的书稿，换一家出版社却可以成为常销书或畅销书。一个作者，如果按程序，把书稿送到一家出版社，快的三五个月给回复，慢的一年两年，有的甚至就石沉大海了。书稿经过工作室的运作，这家不行，再换一家，面对面地推销，总有行的时候，有的被打入冷宫的书稿，经过如此运作，实实在在地起死回生了。
路：再看我们出版社，要准备开选题论证会了——通常是年底——派出若干编辑，找若干作者，大多是这样提问的：“某某老师，最近有什么好选题啊？”有，就抱回来；没有，便完事大吉。
我们的编辑，很多时候是把出版工作仅仅当作一份职业，不少人，甚至连与专家、学者对话的能力都没有。如此，一流的书稿怎么会给这样的编辑呢？书稿，往往是作者生命的结晶啊！这样的编辑抱回来的多是三四流的书稿。有的书没地方出，或是要自费出，你出版社来人了，我就给你一试也无妨。这些编辑，抱回了书稿，为了证明自己出差的实绩，也为了自己的选题能通过——有的出版社选题通过与否还与编辑的经济利益挂钩——编辑自然不遗余力地推销自己弄回来的选题，不惜天花乱坠地吹捧。此时，三四流编辑与三四流作者形成了客观上的利益共同体了。
房：工作室方面，在他们的努力推销之下，相对好的选题可能被出版社接受了。但是，由于官办出版的发行渠道问题，也由于出版社要减少投资风险的考虑，大多情况下，一般图书有的首印一千册，有的印三五千册；还由于官办出版社的行政事业费比较高等原因，书的订价通常不会太低。结果是什么呢？书出是出了，渠道不畅，订价太高——订价太高也是图书难以畅销的原因之一。书不能贴近读者，只能贴近仓库。
作者花一两年甚至三四年时间写成一本书，落下如此结果，有什么意思呢？对工作室而言，只是介绍书稿，得到那么一点点报酬，没有等量回报的东西是不会长久的。换言之，只是做中间人，工作室难以生存。
于是，工作室的人们开始转换思维方式，看来，不是把书稿推销给出版社就完事大吉了，还应该参与图书的整个制作过程，否则，再好的书，也难免要死了。
陆：对了，你不是与工作室合作做过书吗？对他们的操作方式应该有所了解？
房：北京的工作室帮我做过三本书，我也在官办的出版社出过几本书，对比起来，我应该算是有话可说的。
路：愿闻其详。
房：先从封面说起吧。有的出版社雇了不少美术编辑，为了让自己的员工“吃饱”，所有封面都自己做，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看封面，就知道是这家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为什么呢？因为风格太过单调，做来做去，就是本社美术编辑的风格，有时候甚至只是美编室主任的风格。
书是有自己固有的品位的，什么书应该穿什么衣服，不能乱穿衣。我们现在的很多图书包装该严肃的不严肃，该通俗的不通俗，对此，我有一比，他们是让卖菜的小贩穿着西装、扎着领带，让教授穿着背心、趿着拖鞋。不考虑书的气质和品格的胡乱包装，就是这么荒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固然与美编的综合的文化素养有关，应该说，与封面都自己做从而导致封面风格的单一有关。
我们看工作室做的封面。他们把握这样一个原则，什么样的书找什么样的美术工作室设计。如此，市面上星罗棋布的美术工作室都成了他们图书的加工厂，这就可以做到该穿西装的穿西装，该穿唐装的穿唐装，该穿便装的穿便装。
路：是的。这样，出版社也少了养人的负担，如果把一年养一个人的方方面面的费用，用作外组封面，那可以组多少啊！
出版社的美编不是自己去设计封面，而是去选择合适的工作室，去组织封面。如此，才是正常的。美编去设计并制作封面，虽然没有完全的可比性，但其性质，还是有点像文编自己去写书。
从目前的书市情况看，我们应该承认，凡是工作室做的图书，封面大抵比传统出版社的要好，也更容易被市场接纳。就像人靠衣装一样，封面是第一印象，封面好不好，切实关系到图书的销量。
工作室做的书还有什么好处呢？
房：订价低，因为订价低，所以相对好销。
你看我们官办出版社，冗员肯定是一个大问题了。有的出版集团的老总说，减去一半的人，会干得更好。人多成本大，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还在于，多出的这些人，如果不好好干活，而那些辛苦干活的人就会感到不平，所谓“木桶效应”是也，这也客观上影响了出版社整体的工作状态。
出版社的图书大多的情况下在本系统的印刷厂印刷，如此，一般说来，纸张、印刷费用比系统外的都要高。
出版社的办公成本肯定比工作室要高，物业啊，公车啊，水电啊，出国啊……工作室什么都不要，有时他家的书房就是办公场所。两相对比，官办出版社的图书订价往往比合作出版的图书要高出许多。工作室为我做的三本书，订价都要比官办出版社的图书便宜许多。
问题还在于，与工作室合作出版的图书主要在民营书店铺货，一上市就打折，经常的情况是八折出售。为什么能一上市就打折呢？因为进价低啊，五零折，甚至更低。这样八折卖出，他们不是还有利可图吗？作者向出版社购买样书是七折，向工作室购买样书只要五折。
路：这样看来，从民营书店走，铺货面大，价格有弹性，卖得快，卖得多，可以产生良性循环，畅销的可能性相对要大许多。反之，价格高，价格没有弹性，卖不动，生产的图书只能贴近仓库。
我有一个印象，工作室做的书，在新华书店可能看不到，或是比较少看到。但是，在民营书店的铺货率是非常之高的，而且上架的时间也比较长，不像在新华书店的图书，十天半个月就下架，就退货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房：说起来，原因比较复杂。我只说我知道的一点，有工作室的人告诉我，他们在北京、上海等大的民营图书批发市场有入股，而入股的条件之一，就是保证他们制作的图书能在民营的连锁书店铺货，并保证上架的时间。实际上，他们有同盟的性质，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当然，我这只是听他们说的，没有深入其间，不足为据，聊供参考吧。
路：工作室做书还有什么好处呢？
房：出书快。一旦定下的选题，他们出书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目前的印刷条件下，出版社也有快速出书的时候，那主要是应付政治任务，大多的情况下，常态的情况下，动作是非常之慢的，慢到让你没脾气的程度。
路：看来，你是工作室的推崇者，接着说。
房：最重要的是工作室的从业人员，都是极为爱书之人。传统出版是夕阳产业，港台有一句话，说是要让谁受苦，就让谁去做书刊。西方有一出版家的名言，你如果想发大财，就不要从事出版工作。文化积累是出版的本质。如果只是想赚钱，什么钱不好赚，非要去搞什么出版！我刚才谈到了，工作室的做书人，天天背着书稿，出了这家出版社又进了那家出版社，像传教士一样，让人感佩！我知道北京有好几家工作室，员工三五个月发不出工资，但他们还在孜孜不倦地坚持、坚守。不是爱书之人，怎么可能如此痴迷？！
因为爱书，相对而言，工作室的从业人员，多是对图书制作有自己见解的人。他们是一群热爱者的自然组合，具有同仁的性质。绝对不像官办出版社，从某厅局提拔一个相应级别的人来领导出版，通过天衣无缝的竞聘程序安排若干亲朋好友挤进这一行当。总之，工作室的从业者多是出版的发烧友，官办出版社的从业人员一般仅仅将其看作是职业，是饭碗。
因为是爱书人搞出版，第一，工作室的人对稿件的判断应该更接近客观，更切近文化，更贴近市场，比较少出现什么是好稿、什么是坏稿搞不清楚的现象，而这类现象在出版社是不鲜见的。有一本书叫《忏悔还是不忏悔》，是红卫兵等忏悔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的多人文章的结集，在好几家出版社被退稿，后来被工作室接纳，销售情况颇佳。这是不是可以作为不识好书的一个例子？忏悔自己在“文革”中的劣行，这有什么问题吗？第二，他们改稿的时候，会更加尊重作者，比较少出现那种莫名其妙地乱删乱改的现象。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最早的时候就曾被我待过的一家出版社接纳，但是，这书稿因为是“旅游编辑室”的选题，相关编辑就将其删改成在所有旅游景点都能销售的小册子。当时，余秋雨在国外讲学，是《收获》的副主编李小林风闻后急忙去电话强令出版社停止付印，才使《文化苦旅》死里逃生。这是否可以作为官办出版社胡乱删改的一个例子？相比较而言，好书更容易被工作室接受，好书更容易被工作室尊重。
路：出版的工作室化，就像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那样，出版的同仁化、出版从业人员的专业化。王云五、叶圣陶、张元济、邹韬奋、李小峰、巴金、黄源等等这些出版人，本身都是大学问家、大作家，虽然不好说现在的“图书出版工作室”会出邹韬奋这样的大人物，但因为它们一样具有“同仁性”，就其出版的主业图书出版而言，工作室具有先天的优越性。
那么，你怎么看目前出版社与工作室的关系？
房：恕我直言，在现有的出版体制下，在网络冲击的大背景下，大多的出版社如果没有教材教辅的支撑，十之八九是要关门的。如果说出版社的经济数据在增长，一般情况下不是出版主业的增长，更不可能是一般图书的增长。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的话，大多的出版社出版一般图书是亏本的，之所以还能不断推出新的一般图书，那是“以书养书”的结果，那是有关部门项目补助的结果。当然，不排除有个别的畅销图书，但百之一二的所谓畅销书，也不足以支撑庞大的官办出版。在这样的前提下，我相信不少出版社是愿意与工作室合作的。第一，工作室作为具体图书的投资方，把出版社的经济风险给承担了；第二，随着工作室图书相对广泛的铺货，事实上也提供了渠道方。这两条造成的事实是什么呢？虽然赢利不多，但出版社得到了真金白银；出版社虽然要终审稿件，但省略了出版各环节的麻烦；虽然是与工作室合作，但在法理上，在客观效果上，面世的图书都还是本出版社的图书，这些图书有了亲近读者的机会，客观上提升了品牌的知名度和含金量。此外，不少出版社在合作出版的协议中规定了分印条款，就是说，工作室做的图书，出版社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多少发一些。总之，与工作室合作，对出版社而言是有益无害的，何乐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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