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端：喜见《出版史料》期刊易名新生

图书工作室 讯：

李景端：喜见《出版史料》期刊易名新生

2012年10月19日，我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为〈出版史料〉半停刊叹息》之后，引起出版人的广泛关注，大家认为把这本刊物的刊号挪作他用是不妥当的。在多位老出版人的鼓励和支持下，我觉得有必要为保住出版业这本惟一的史料期刊做些努力。

先是《出版史料》原主办单位开明出版社的领导给我来信，说是因为受数字出版的冲击，不得已才用书号改为“丛刊”。这个理由很难说服人。随后他们另一位领导坦承是“养不起了”。我理解他们的难处，于是商请中国出版集团谭跃总裁给予支持，他痛快答应由中华书局接办。找到解决“养不起”的难题，我本以为这件事好办了，哪知道事情远不是这样。

我向主管部门报告了中版集团愿意接办这本刊物的事，他们很重视，立即约请原办方开明社及接办方中华书局一起面商。随后我得知，原办方说不是不办了，只是改出“丛刊”，所以不存在由谁接办问题。我还得知，《出版史料》原刊号已被改名为《心理技术与应用》，这项变更已获批准结案。现在若想恢复期刊，不能使用原刊号，而必须重新申请新刊号。也就是说，不是随手接办就成，而是需要有单位愿作申请的主体，并按照申请新刊号的复杂程序，一项项去争取落实。

这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原办方已把刊号挪用了，还想占着《出版史料》这块招牌，要他放手，阻力很大。而接办方，为了办这样不赚钱刊物，既先要跟人家争接办权，还得甘当申请主体，去艰难申请新刊号，难免存在何必多事的想法。至此，要想保住这本刊物，不是解决“养得起”就行，还必须两头使劲：一头，消除原办方的阻力，促其大方放手；另一头，要给接办方鼓劲，增强他们接办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为达到上述目的，在宋木文、刘杲等一批老出版人的支持下，我陆续做了以下的努力：

——以公民身份，上书新闻出版总署，要求恢复《出版史料》原刊号专号专用。同时在总署的网站，实行署名申诉；

——上书中国出版协会，强调原刊号是中国版协老出版工作者委员会争取批准的。要求中国版协，作为原刊号的利益主体申请恢复。中国版协，随即以公函向总署转报了这项要求；

——利用我与柳斌杰署长同时参加“经典中国对外出版工程”评委会的机会，向柳署长递交了与上述内容相同的申诉信；

——致信谭跃总裁，表达老出版人的期望。希望从有利传承中国出版业历史考虑，勉励中华书局勇挑重担，积极承担申请新刊号的主体，要求集团大力给予支持。谭总欣然同意，并委托李岩副总裁具体督办。

——为了争取舆论支持，2013年1月16日，我接受记者陈香的采访，在《中华读书报》头版刊出了《〈出版史料〉半停刊 老出版人呼吁专号专用 》的报道，强调原刊号是该刊的专有符号，它属于出版界，而不属于开明社，吁请各方共同努力，务必保住这本学术期刊。紧接着1月21日，我又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发表《离岗不离业》一文，借与出版界老领导的聚会，表达老出版人对恢复《出版史料》原刊号的关注与强烈要求。

——鉴于原办方声称，改为“丛刊”是经过王仿子等老出版人的同意。对此，我特意向王仿老求证。查明事实是，直到刊号已被挪用之后，才顺便告诉王仿老的。而对帮他们实际主编了10年刊物的吴道弘老先生，事前事后都被蒙在鼓里。

——为促成这件事，我通过写信、电邮、电话、短信等多种方式，先后找过14位相关的领导或经办人申诉和陈情，并向巢峰、董秀玉、陆本瑞、周明鑑等数十位老出版人通报了申请刊号的周折及进展，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支持。

正当上述努力有了初步成果，中华书局以新刊名《中国出版史研究》申请刊号之后，我突然得知，这项申请未获受理而被退回。就在这时，开明社用书号出版的《出版史料》丛刊2013年第一辑出版了。出版老字号中华书局，申请刊号被退回；而以书代刊的《出版史料》杂志却出版了。面对这个状况，不禁引发人们的不解及忧虑，我也向多位老同志谈了我的困惑。有好心朋友劝我说，你已尽力了，就到此为止吧。远在海南度假的宋木文同志，则发来短信鼓励，表示假如结果真是这样，那就让世人评说吧。不过，我不甘心就“到此为止”。于是一面写信，向主管部门反映用书号出版的《出版史料》丛刊，违反出版管理规定的事实；一面趁着有次到总署开会之便，专诚到审批刊号的主管部门，想当面再作申诉。这时得知，中华书局的申请，并非不受理，是退回要求补齐尚缺的申报材料。经补报后已经受理，正在审核之中。原来是一场误会与虚惊。还得知，总署对这件事十分重视，柳署长作过两次批示，综合、报刊、出版三个司还专门一起开会商议，不久就会得到妥善解决。听了这些，我难掩兴奋之情，顺便汇报：许多老出版人赞成刊物易名为《中国出版史研究》，认为这既延续了《出版史料》的传统，又拓展了出版史研究的空间，希望总局抓紧审批。

2013年8月27日，终于传来了好消息。中华书局副总编冯宝志短信告诉我，他们已收到新刊号的批文了。经过众多出版人的共同努力，历时近一年，我国出版界，终于又易名新生了一本出版史学术期刊。我连忙拿起手机，用充满喜悦的短信，向几十位出版界朋友，通报了这一喜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