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工作室 讯：
何梦笔教授则从社会心理建构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中国人的价值观进行了饶有兴味的独到分析。他不无惊异地发现，中国文化具有一种极其独特的长远眼光，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怀着一种乐观精神，而这便意味着大胆尝试与创新的勇气。
史正富教授从中国地方政府作为改革主体的角色出发，分析了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及其独特道路，指出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在于改革治理的三元结构与三维的市场经济。
陈平教授尖锐地指出现有的认识框架都无法恰当地解释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中国实践以其充沛的生命力与突破陈规的发展路径，为人类经验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同时向人类的自我认识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在于：一是混合经济的健康发展，远胜于东欧的全面私有化；二是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远超过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三是政府和企业发现，市场是国际竞争的手段，而非战略主宰；四是创造了市场经济下民主制衡的新方式；五是发展了新的公平模式。
论坛的气氛非常活跃，专家之间以及专家与听众之间展开了有效的互动。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特地从瑞士赶来参加论坛，并提出了“中国式学习、创新路径”的问题与演讲嘉宾一起讨论。国家外文出版局局长周明伟告诉我，会后著名主持人杨澜问及林毅夫教授对这次论坛的评价，林毅夫说到，这是一场很有水准的论坛。
这场高层次、高水准的论坛受到了中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并引起共鸣，CCTV-1“新闻联播”、CCTV-4“中国新闻”都在第一时间发布了论坛新闻，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都给予了大篇幅的报道；凤凰中文台不仅在第一时间发布了会议新闻，还对参加论坛的经济学家进行了专题采访和报道；德国最有影响的明镜周刊集团旗下的《经理人》杂志第一时间发表了评论；德国的《证券报》、意大利的《经济日报》也分别就此对我作了专访。论坛结束后的第四天，我们在互联网上用谷歌的搜索引擎打入“法兰克福书展中外经济学家论坛”主题词，竟然得到了6670条信息反馈，可见论坛的影响之大。
成功举办了这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论坛后，我不由自主地想说说“西方模式”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推行的状况。人们都不否认，西方走向现代化的模式是人类伟大而成功的探索之一，但是西方模式毕竟是在西方的历史、文化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有着它自身的局限性，盲目地移植会带来诸多的不良反应。张维为教授曾经走访过100多个国家，他告诉我，至今他还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执行“华盛顿共识”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西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所谓的“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减少政府的作用，结果使非洲的国家能力变得更加脆弱，一般认为这是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艾滋病严重失控的主要原因。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一直被西方赞美为非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但它离现代化的目标依然是那么遥远，47%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寿命只有40多岁。俄罗斯相信了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的“大爆炸理论”，推行“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第三次“浩劫”。“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后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使不少国家的经济倒退了20年。
西方否定“中国模式”的最重要依据在于，中国是非民主国家。其实，他们错了。对待民主的基本认同，我们和他们一样，也认为民主政治虽然并不是最好的政治体制，但却是人类社会目前所能发现的最好的政治体制。问题在于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实现了真正理想上的民主政治，西方的民主政治已经进入困境，不能履行它在逻辑上应该履行的功能，至于那种“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的狭隘、僵化的民主观当然更不适合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国情，中国人需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政府一直在通过渐进而深入的方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相信经过不懈的努力，一定会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我们肯定“中国模式”，并不是说中国的发展已经尽善尽美。事实上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峻，需要认真地加以解决。例如，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难以发育起来；某些体制改革滞后，导致行业垄断和腐败滋生；我们在生态、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方面均还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问题还可以列举更多。在这次论坛上，阿塔·侯赛因教授专门就中国今后十年至二十年所面临的急迫解决的诸如社保体系、流动人口、教育卫生、生态环境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加以改进。“中国模式”需要在解决自身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和提升。
当今世界，“中国模式”显然还演变成了一个事关改写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伟大事业，所以它在某些西方人眼里总是看不顺眼，这也不是，那也不好。但是，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在其《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针对西方人士对中国的种种指责所言：“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他甚至还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他不懂得跳高。他走得蹒跚，姿势笨拙。但他能跳八尺高，是世界纪录。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情，比所有以前跳高的人做得更对。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内容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由此说来，重要的问题在于，历史要求我们总结“中国模式”，历史更要求我们谱写“中国模式”新的篇章。这就是我参加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的感想。（原载《文汇报》2009年11月2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