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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工作室 讯：
将市场经济理念带入图书出版领域
1993年5月，我在香港三联书店的第一个任期届满，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要我继续留任，而上海市委宣传部则希望我回沪出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我选择回沪工作，内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宏伟目标吸引着我，心中惦记的是这套“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可以尽快在内地出版，为伟大的社会变革实践奉献一份精神滋养。7月，我正式回到上海，由于新的任命还未下来，我主动要求先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帮助工作。一上班，我就向时任社长巢峰同志谈起这套饱含着深深社会责任和时代抱负的丛书的策划和成稿过程。巢峰同志与我心息相通，当机立断，让我牵头，组织全社精兵强将30多人参与编辑出版工作，赶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际高质量地推出这套丛书，承担起为市场经济“时代意识”普及的重任。
在领导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有意识地尝试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获得两个效益。当时出版业已由“短缺”步入“过剩”时代，但编辑仍然没有太多的市场意识，只管埋头编书，一旦书稿发到印刷厂，就不再过问了，这与我在香港做出版的境遇完全不同，于是，我觉得应该让编辑通过这套丛书的运作初步培养市场化的意识，也算是这套丛书的内容在出版社本身得到实践。那时出版界市场营销意识初萌，仅仅只是在书评与宣传上花点小工夫，没有人思考融资与投资层面的运营，而我则利用曾在香港工作的人脉优势，与香港的智慧出版公司（当时这家出版社有拓展大陆市场的战略）以“双冠名”的形式合作出版（承诺按比例共同分享赢利），不仅吸引了300万元的前期投资，还让合作方签约承销1万套图书，分摊了销售压力和市场风险，加快了资金的回笼，实现了低成本扩张，对方也获得了品牌收益。
在图书宣传与包装上，我们也动足了脑筋。我们十分注意包装作者，勒口上有详细的作者简历，介绍他们的研究工作和成就，书前书后处心经营，有编者前言，声明编辑方针，长长的总序对整套丛书的价值链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阐释，新闻稿注重话题的演绎，让全国各地的媒体对于这套丛书的开风气、领风骚之举理解精准，报道活跃。我们还在北京、上海精心策划了两个高层次的出版座谈会，通过政府领导人与著名学者的双重影响力将传播的“剧场效应”扩大成为“广场效应”。为加强与读者的互动，书中还设计了读者意见调查表，及时获得读者的阅读体验信息，为重印和后续选题的开发提供可以参照的市场调查信息。我事后统计，为这套书一共策划了20多项营销推广活动，密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这套图书在当时影响很大，一共发行了40多万册，先后获得了全国和省市的诸多出版奖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成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我们时代的社会、经济转身的历史大潮中一套值得纪念的出版物，也推动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市场化转型。同时，我们也发现和培育了一批新的海外经济学新星，帮助他们在国内建立了声誉，推动其中一部分最有希望者回国效力。目前这套丛书中的不少作者和编委均活跃在国内一些重要的岗位上。例如，易纲现在已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海闻担任了北京大学副校长，田国强和张欣则分别出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公共管理学院的院长，贝多广、史正富等则分别在国内金融、投资等领域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对于出版社来说，这批作者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缘分绵长，“班子不散，好书不断”，尹尊声后来为我们主编了“现代工商管理丛书”，也取得了成功。海闻、易纲应我之邀，为我们主编了“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教材系列”，成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全国著名高等院校经济系科的核心教材，一直使用至今。史正富为我们主编的“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则在海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响。他们也成为我本人终身的学术挚友。
弹指一挥间，在纪念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年的日子里，回想起我们这一代人市场经济“时代意识”的产生与建立过程，回忆起这套“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的策划与出版历程，内心依旧荡漾着当年的激越与活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时代，就是在激越和活力中奋发、成长。
让我们永远珍藏那一份激越与活力。（原载《文汇报》2012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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