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秀玉：理想出版 智慧经营（下）

董秀玉：董秀玉：理想出版 智慧经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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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与作者

百道：您两年前和杜维明教授有过一次对谈，探讨“公共空间的开始”，您在其中谈到《读书》给您一种使命感、责任感。您说：“我始终认为我们是为学者服务的，出版其实是一种服务工作，要敏感于学者的精锐思想和最新创见，把这些发掘出来，并传递出去。”这段话可否理解成编辑在出版活动中的角色和担当。 董秀玉：是的。全心全意，为人作嫁就是我们的角色。但这角色不简单，必须有高眼光和创造性，才能做好这种服务工作。

你简单地过过手也是服务，作者的稿子拿来我就看一看这也是服务，但如果你选择性很强，这种服务就不一般。我在三联一直强调，要选择最高水准的作者。比如说我们做“乡土中国”系列中的《徽州》，作者是复旦的教授，谈妥选题后他要到日本去一年。编辑说，这个选题他答应了，但他去日本要耽误一年，我们一年不能出，等不等？我们梳理了整个研究徽州的人，他是最好的一个。编辑问我们找第二名来做行吗？我说不要，等一年，等他回来。王教授回到复旦，他说我刚回来，不行啊，这半年我无论如何要把教学先拾起来。于是我们又等他半年才开始动手，所以《徽州》本来是书系的第一本，我们等到第二批才出这本书。这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是很重要的，你会有等待，可能会有损失，但是最后的结果会很好，我们帮读者选择了最好的作者。

另外就是有一些专业性的东西，编辑如何帮助作者写成大众能理解的内容？比如说十多年前三联出版《中国古建筑二十讲》《外国古建筑二十讲》，陈志华和楼庆西两位是非常有水准的教授，但他们向来写的是特别专业的文章。我和他们谈，怎么使得这些古建筑和传统文化为当代年轻人所喜欢所了解呢？能不能写成通俗的文章？他们说怎么写？我建议写成讲义式的，二十讲，讲课时不会掉书袋，就象文化导游一样，比较有深度地去叙述。《二十讲》就是这样出来的，他们在专业领域早就是名教授，但通过《二十讲》，他们很快又进入大众的视野。这也是编辑的一项工作，为作者提供创造性的思维，让他变化写作的角度，变换叙述的方式，使更多的读者受惠。

编辑的眼光和创造性决定我们的服务好坏，也决定我们能否适应未来的时代。上海文艺社何承伟《话说中国》那套书，图文式地讲述中国历史，就很有创造性，做得也非常用心。我们的服务，是主动地竭诚服务，而提供一流的作品给读者才是最好的服务。

百道：编辑承担的角色中，处理作者关系很重要。在董老师看来，编辑和作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才会最为长久？

董秀玉：我觉得作者和编辑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关系。服务和桥梁的角色不是不平等的概念，上面说过，优秀的编辑眼光很高，选择性很强，他也有跟作者沟通和交流的水准，他尊重作者，作者也必然会尊重这样专业的编辑。这跟那些只会讲好话、或专做利益交换的编作者关系，完全不可相提并论。

百道：编辑提出一个选题，将选题落实到位，与作者探讨提纲，讨论结构，编辑是否有能力对作者的创作提出令人心服口服的意见，这是很见编辑功底的地方。处理不好，不但合作不愉快，甚至会丢掉作者。董老师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您是怎么处理的？

董秀玉：我觉得实事求是、以诚相待很重要。我退过艾青的稿子，那是他最最风光的时候，他给了我一部他在新疆建设兵团时候写的随笔，结果我拿来一看，内容不错，但完全没有整理。我当时想来想去，不整理实在不能出。可不少人说，艾青那么大作者，你退他稿子，他还会理你？编辑退稿最难，特别是给名家退稿子是最难的一件事，我想来想去还是必须老实面对，我找他诚诚恳恳正面表示了意见，还认认真真给他举例，这么写大家会误解，这样写人们摸不到头脑，等等，艾青是真正的大家，马上就说，好好，我收回，我应该整理。这本书最后没有在三联出，因为他有很长一段时间身体不好，没来得及整理。我有一段时间还想帮他整理，但我对那段生活太不熟悉了，我想找人帮他做，他跟我讲这个非得自己做不行。我们后来还是很好的朋友。如果说我当时找借口搪塞或拖延的话，就一定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我也一直讲，拜托大家对作者好一点，多为作者设想，作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而且一般来说，一本书得到的利益出版社不会比作者少，一定不要去苛刻作者。当时我从香港回来，作者卖书的事情很普遍，让作者捧着书在街头叫卖，我就觉得是出版社的耻辱，三联决不允许出现这样的事，也不可以接受作者个人的赞助。九十年代初，实行稿费制。一本书不管畅销不畅销，作者就是拿稿费，稿费一千字是几十块钱。我说这不行，找了三个三联的畅销书作家，跟他们说你们应该拿版税。他们说为什么？那时还不懂什么叫版税，我就跟他们算了一笔账。傅敏说，啊，差这么多，我去找人民文学出版社。结果我当然挨了骂，但不久出版社也都理解并推动开了。

另外，要把作者的书做好，做得适合书的内容和作者的个性。说一千道一万，给作者做好书是根本。他心血的结晶被做成怎样的书，是爱不释手，还是不敢送人，你想想他的心情，对出版社的感受，将有多大的区别。

百道：作者写一本书真的不容易，如果出版了拿不出手，确实让作者难过，编辑也会觉得难堪。但要把书做好，就皆大欢喜了。董老师把书做好了让作者特别开心的故事中，哪一桩让您印象最深刻？

董秀玉：我们做《中国近代学术名著》，这是钱锺书唯一同意担任主编，由朱维铮执行主编的一套重要的学术书，中间的故事太长，先略去。就说因种种原因，这套书跟着我从北京带到香港，又从香港带回北京，前后做了十年才完成。虽然质量很好，但终究时间太久，我充满了负疚感。最后在纸张、开本、设计印制上都下了很大工夫，终于出得端庄典雅又新颖大方，主编们看了很高兴，气也基本消了。

后来我们做《钱锺书集》，《陈寅恪集》，都做得很精致大气，评价很好。大学者生平的结晶，如果做的书不能与之相衬，实在会太令人遗憾了。

还有做杨绛先生的《我们仨》也做得很有体会，我们整整做了三遍。开始，因为杨先生让我自己挑照片，很贪心的挑了好多，更想多编些进书，但做好一看，太多了，掐断了文气，推翻重来。第二次只选了部分跟文章内容相关的照片，狠心舍弃了大部分，结果出来还是不对，原来彩色照片跟整本书的氛围不对，又重来，改为单色，且是单棕的暖色。三遍以后感觉才开始对头，但又发现杨先生写在照片上的说明文字，又漂亮又温暖，于是我们又把所有说明文字全部换成手书，照片又按内容再作调整，这本书就这样被我们来回折腾了四五次。封面设计也是这样反复，放照片太呆板，放三个人的名字又不太严肃和漂亮，后来就三个圈圈，里头扉页放照片，封面不放照片，很淡雅也新颖，加上封面纸的质感，这样做出来之后，才觉得稍稍对得起杨先生的文字。

百道：图书装帧设计的事情您也会去管吗？

董秀玉：我直接管美编室，因为我觉得出版社的图书装帧风格代表一个出版社的文化。而且装帧设计也是经营的一个手段，本来读者可买可不买，看到书相这么好，不舍得不买，这有多好。

百道：三联的装帧设计风格您是不是订了条条框框？

董秀玉：有风格，但没有条条框框。三联的设计风格是美编室共同创造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当时三联美编室主任宁成春，他不但自己创作很多重要作品，还做了很多培养训练和把关的工作，可以说没有宁成春就没有三联后来那么成熟的设计风格。我只是个外行，只会说感觉，但很喜欢跟他们一起探讨装帧艺术的新创造和新观点。

百道：听您讲这些故事，真的很受益。要把好选题做好，做出来的书要有编辑含量，需要学习和体会的东西真不少。最后再请教董老师一个问题，年轻一代的编辑跟老一辈编辑相比，在您看来，有哪些同与不同？

董秀玉：其实大多数做编辑的人，对文化、对出版，尤其对书是有感情的。要是完全没有感情，很难坚持这一行。我也接触了好多新编辑，觉得他们还是会为理想所激动，还是愿意做有理想的好编辑。我想这是新老编辑都很一致的地方。但是现在的诱惑太多。做一本畅销书，名利地位都有了，这种诱惑让大家难免急功近利和毛躁。这也不仅是新编辑才有的问题，但新编辑本身的训练和实践都不够，很快便遇上这样的环境，定力就可能更差一些。

说到底，根本的问题是在以利润为中心的激励机制，在利润的硬指标面前，理想很受挫很无奈。所以光批评编辑并不完全公平、有用，重要的还是要改变利润承包到人的奖励机制，出版社的领导真正担负起经营的责任，为编辑的专业化发展奠定制度基础。年轻编辑最大的优点是敏感，对新事物敏锐热情，学得快，这些都是突出的优点，领导和老编辑要爱护他们并严格要求，只有他们长成参天大树，才有出版业的未来。

百道：谢谢董老师。（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