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宝亮：《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编辑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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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宝亮：《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编辑手记

由岳麓书社出版的《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以下简称《寄信档》）终于在2011年年底出版了，我感到有一种一年多来从未有过的如释重负的轻松，这部书的出版实在是来之不易。由于《寄信档》的汉文译文文体是仿照清代公文的拟古文，在翻译中存在很多问题，情况极其复杂。因此在编辑此书之初，我已经考虑到这项任务的艰巨性。我读研究生时，导师常建华先生让我录入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对我进行了极有价值的专业训练，所以我对清代档案史料有比较多的了解，并对其有着很深的感情；也曾看过白新良先生针对满文翻译中存在问题所写的论文，心里有思想准备。基于这两点，我是有准备迎接《寄信档》的。

客观地说，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译文质量总体上是非常不错的，已经大大避免了上世纪90年代翻译奏折时出现的人名、地名误译的情况。这次翻译的人名、地名等，很多都核对了《清高宗实录》《清史稿》等书，但因为字数浩繁，特别是寄信档多事涉边疆、民族事务，专有名词极多，因而仍存在着不少问题。

比如，有些是作者方聘请的打字员录入时打错的，如笔帖式打成了笔贴式，明瑞打成了明端，负隅打成了负嵎，缎匹打成锻匹，刘永章打成刘水章，等等。这些还是容易看出来的，但还有一类词就不好办了。

比如，该档案涉及的大量边疆少数民族及邻国的人名、官职名，因为不是同一人翻译，于是出现了数不胜数的同人异名、同地异名、同官职异名等情况，最多的有一个人名六种表达方式，这是在审稿中遇到的最大问题。

人名：成衮扎布、成衮札布，车布登札布、车布登扎布，桑斋多尔济、桑寨多尔济，扎隆阿、札隆阿，春宁、椿宁，和尔精额、赫尔精额，阿措、安措、安粗，希布昌阿、希布常阿、希布察阿，阿旺簇勒提木、阿旺促勒提木、阿旺粗勒堤木、阿旺粗勒提木、阿旺促勒提姆，舍楞、舍棱、舍稜、色楞、色棱、色稜，等等。

地名、部族名：白都讷、伯都讷，博斯塘铁列克、博斯唐托霍罗克，帕苏巴特、拜苏巴特，斋尔、寨尔，塔什干、塔什罕，促浸、楚秦，札哈沁、扎哈沁、扎哈秦，等等。

官职名、神职名：札萨克、扎萨克，宰桑、斋桑、寨桑，毕勒噶底尔、毕里噶底尔、毕尔噶氐尔、布列噶底尔，诺扪汗、诺们汗、诺们罕、诺门汗、诺门罕，噶匝纳齐伯克、噶咱纳齐伯克、噶杂纳齐伯克、噶杂拉齐伯克、噶咱纳奇伯克等等。

异形词：繁琐、烦琐，繁冗、烦冗，甚么、什么，启程、起程，靡费、糜费，给与、给予，原由、缘由，无庸、毋庸，无须、毋须，姗笑、讪笑，等等。

另外，“清语”“满语”“满洲话”在满文中是一个词，按照惯例，将其统一改为“清语”。 这些词都是在认真研读的基础上逐个发现并统一的，个中艰辛，只有自己晓得。

除了大量未统一的词语，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如史实错误、文理不通等，解决办法有两种，自己能解决就自己解决，不能就依靠作者。

如：137-1-64（原档案号，下同）：“想想郭泰(gotai)、徐义简(sioi i giyan)之事。”

根据清史知识，郭泰、徐义简应为山东巡抚国泰、山东布政使于易简的误译。

135-5-35：“详阅所译噶勒丹车凌原奏文二件，列入查喀尔喀等游牧事内议奏。”

根据清史知识，结合上下文意思，推断噶勒丹车凌应是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的不准确译法。

130-2-31：“弘瞻从前与三载素不相识，即为此等之事，向三载妄托，且又曾托席宁、舒善、尤八十等采买什物，可见伊另有妄托之事，谅必不少。”

此句话内有两个人名误译。根据清史知识，爱新觉罗家族弘字辈的第二字多为“日”字旁， “弘瞻”应为“弘曕”；“尤八十”则应为“尤拔世”，时为两淮盐运使。

有些正文内容，专有名词太多，实在无法看出端绪，如135-1-57：“准明善报称：乌梁海哈弼喇克、楚库迈、哈弼喇克、德勒克拜等四人，于六月十五日出猎未归已逃。等情。即欲行文各处缉拿时，由庆桂处报哈弼喇克等逃往塔尔巴哈台后拒捕，故德勒克拜中枪身死，楚霍尔哈弼喇克已逃，将小哈弼喇克、楚库迈拿获，审出欲偷厄鲁特、哈萨克等马匹事，连人一并送往。”

我在审读该段的时候，怎么也读不通，后来去信询问，作者回答：从满文看，哈毕喇克应是部落人的一种身份，绰和尔、毕齐干（原译成“小”，不对）应是地方部落的名称。全文改为：“乌梁海哈毕喇克楚库迈、哈毕喇克德勒克拜等四人，于六月十五日出猎未归已逃。等情。即欲行文各处缉拿时，由庆桂处报，哈毕喇克等逃往塔尔巴哈台后拒捕，故德勒克拜中枪身死，绰和尔哈毕喇克已逃，将毕齐干哈毕喇克楚库迈拿获，审出欲偷厄鲁特、哈萨克等马匹事，连人一并送往。”诸如此类难懂的文字还有不少。

还有些问题，不多看几遍是很难察觉的。比如132-1-22：“据扎拉丰阿、巴尔品奏称，郭罗克贼杀青海之人，掠其牲只，经商纳克卡伦之人尾追，杀贼二人，生擒贼十二人。”再比如134-5-70：“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初三日奉上谕：据法福礼处奏，准扎萨克台吉衮楚克来报，去岁于上纳克卡伦拿获噶舒番子五名。”

商纳克、上纳克是同一地名，一个出现在三十二年，一个出现在四十二年，而且出现频率很少（只有三次），如果不是多看几遍，真是难以发现。

还有我与作者方都拿不准的，只好请教第三方清史专家了。如131－1－80：“郭相可查讯伊等。”作者怀疑是“国相”，但拿不准，我也不拿不准，所幸我跟修《清史•职官志》的杜家骥先生关系很密切，我询问了他才确定下来应该改为“国相”。

在编校该书的过程中，反复审读书稿多遍，每次都能看出新的问题。虽然耗时不少，但看这么多遍是完全必要的，如果看两三遍不可能发现更多的问题。清史工程的书非同小可，我宁可推迟出版出精品，也不会赶进度留下太多的遗憾。

《寄信档》虽然初稿译文问题较多，但在主编王小红女士和我的努力下，终于尽可能地将错误降到了最低。王小红女士在该书的编辑过程中积极地支持了我的工作，我们用电子邮件、通话、短信等各种方式保持了密切联系，从2010年年初到2011年8月，我们进行了数百次联系。她对我有问必答，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王小红女士还对一些用错的人名、地名进行了更正，使这部书臻于完美。在编辑该书过程中，多蒙王老师的指教，受益匪浅。

《寄信档》审校难度确实很大，我为此花很长时间、很大精力，可以说处处都要小心，稍有不慎，就会放过错误。经过这次洗礼，我的编校水平有了重大提升；这也是对我的清史功底的全面考验，我基本上经受住了考验，并学到了很多知识，对乾隆朝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于这部书，我基本上做到问心无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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