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风雨百年路

图书工作室 讯：

    “中华、商务各自独立后，文化部还专门下发了一个关于两家如何分工的文件，分工讲得很清楚，就是中华以前出版的翻译类书今后不再出了，都归商务；商务出版的古籍书全都归中华。这个规划的力度非常大，但是也没有完全被执行。1958年以后，甚至包括1978年恢复工作以后，我们还是重印了一些商务以前的书，比方说解放前商务出的《国学基本丛书》中的本子。当然现在互相都不出对方的书了。”徐俊说。

    在政府强力规划下，中华书局从此在古籍出版方面向更专业化迈进。除了《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校点整理外，相继整理编纂出版了《册府元龟》、《永乐大典》、《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诗》、《全宋词》、《国榷》、《明经世文编》、《宋会要辑稿》等大型图书，以此奠定了在出版业中的鲜明特色和在学术界的历史地位。除了这些大部头，中华也出版了“平易近人”的“小”作品，比如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里面包括贾兰坡、吴晗、单士元、戴逸、侯仁之、任继愈这些学养深厚的专家学者的作品，内容深入浅出，颇得学界和读者的好评。

    “在那个年代，中华书局，包括商务印书馆在内，它们对知识的‘批量生产’，对于一个学科的基础建设是特别重要的。”著名学者、北大教授李零这样评价。

    当我们现在再回顾那些经典古籍整理工作背后的故事，都不难发现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周扬、吴晗等人的名字，国家最高领导人与文化最高层面的主导者参与其中，这也显示了当时中华书局地位的特殊性。不仅如此，1959年，北大中文系和中华书局联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新型的培养古文献整理人才的专业，翦伯赞为之拟定了“古典文献专业”。这个专业也为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培育出了不少人才。

    “文革”开始后，中华书局传统的古籍整理工作陷于停顿。“为了配合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我们出过一些‘三结合’编写的‘评法批儒’的作品。”徐俊说。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在同文化教育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就不能要了？那样做，不叫为群众服务。青年一代着急没有书看，他们没有好书看，就看坏书。”第二年，“二十四史”标点工作开始恢复，到1978年全部出齐。

    “除了恢复‘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点整理，这段时间中华书局主要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奉上级指示，出了一批‘大字本’。”徐俊说。

    1971年“9·13”事件后，毛泽东的视力减退，不久又患了白内障。为了解决毛泽东的读书问题，由中办出面安排，将要看的书重新排印大字线装本出版。起初都是用一号长仿宋字体。可渐渐地，一号长仿宋字也看得不太清楚了，于是又将一号长仿宋字体改为36磅长宋字体。

    中华书局当时承担了这项特殊政治任务。这批“大字本”当时印制的数量极少，多时不过20多份，一般只有5至7份。虽然印量不多，但程序上一点也不简单。“36磅长宋字体一般都是用来排书刊标题的，所以印刷厂当时很少有这种字模。当时国家出版局临时从全国各地请来几十名刻字师傅，在天津用了一个多月时间，重新刻制了四副36磅长宋字体的字模。”徐俊说。据说当时北京存两副，上海、天津各存一副。一部平装书重新排印成大字线装本，往往要装订成几个分册、十几个分册，甚至几十个分册。这批大字本，除了李贽的《史纲评要》、《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唐宋元明清五朝诗别裁》、《词综》、《李太白全集》等外，还包括章士钊《柳文指要》和马叙伦《老子校诂》等。

    “文革”结束后，1979年8月，一度合署办公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恢复正常建制。短短三年间，一大批重要典籍、论著以及众多学术丛刊、汇刊面世。1981年12月10日，在陈云的直接过问下，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李一氓任组长。诸如《中华大藏经》这样的古籍整理工作开始启动。

    名家、名著、名编辑，共同铸就了中华书局的图书在学术界、出版界的地位。“那个时候如果说谁在中华书局出了一本书，大家都高看一等。这就意味着在学术上得到承认。那个时候中华书局也承担了部分学术评价的功能。”徐俊说。

    在汹涌的时代大潮面前，中华书局后来也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之路。如何让“中华”这个已经历了百年风雨的品牌，再迸发出它耀眼的光芒，不仅是在其麾下工作者，也是每一个关注它的人共同的愿望。站在今天的时间点上回望走过的路，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中华书局百年史，也是国家文化记忆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即使在100年后的今天，陆费逵的话依然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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