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风雨百年路

图书工作室 讯：

中华书局上海福州路大厦（1916年落成）

    除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是另一项巨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一部古代类书，号称“古代百科全书”。清雍正六年（1728）仅以铜活字排印了64部，后来罕见传本。1933年，中华书局以1万元价格购得底本，在加工修整制版等方面不惜投入，在1934年开始影印出版。“在原书几近绝迹的情况下，中华书局的这一出版行为，确实具有文化抢救的意义。”武汉大学教授吴永贵说。为了便于读者购买，中华还将原书5000册缩印为800册，售价低廉，使得这部珍贵的文献为广大读者所使用。解放后毛泽东要求工作人员为他配置的书中，《古今图书集成》名列其中。“《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成为中华书局古典文献书籍的著名品牌，这种品牌效应，一直延续至今日。”

    “照理说中华书局是做‘古’的，但中华的‘古’是一种非常新的‘古’。是在新思维、新视野下的整理国故。”著名历史学者、北大教授李零向本刊这样评价，“中华书局是民国的产物，它以求新为目的，其出版作品反映的都是废科举以后新学崛起的情况，包括商务印书馆在内，虽然两家一直是竞争对手关系，但是它们在那个历史时期都承担了启蒙的工作。”

    五四运动时期，中华书局积极热情地为这次新文化浪潮推波助澜。陆费逵请来了当时颇有影响的“少年中国学会”参与编辑。“少年中国学会”的加盟，加强了中华书局策划推广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编辑力量。李达、张闻天、田汉和后来主持《辞海》编辑以及中华书局编辑所工作的舒新城都是会员。在他们影响下，“五四”运动前后，中华书局出版了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旧译名）、郭泰《唯物史观解说》等中外政治、学术名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本专著第一个中文译本是严复所译，译名为《原富》；后世通用的“国富论”一名，即始自中华书局出版的此译本。

    中华书局形成的良好品牌效应，吸纳了当时一大批优秀的各界人才，比如梁启超、沈雁冰、马君武、李达、张闻天、潘汉年、叶圣陶、朱自清、田汉、舒新城、金兆梓、钱歌川、徐志摩、陈伯吹等。在中华书局对近现代学者的学术性著作出版方面，以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最为著名。从上世纪20年代一直到抗战前夕，可以说是中华书局发展的黄金时期。

    陆费逵主持的中华书局不仅对书刊内容有崇高的追求，而且在书刊形式上也精益求精，十分讲求印刷技术和印制质量。陆费逵说：“印刷为文明之利器，一国之文化系焉。果使我们印刷放一异彩，不徒为我局实力之发展，亦足以观国民文化之进步。”所以在硬件设备上，陆费逵一向舍得投入。中华书局拥有当时最精密的现代化印刷机，如德国制的轮转大电机、四色大电机、双色胶印机、制版机等，“当时在远东也是最先进的”。凭借一流的印刷设备，其印制的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刘海粟、潘玉良等著名画家的画集以及刘海粟编《世界名画集》、《世界裸体美术》、《欧洲名画大观》等精美画册，质量堪称世界一流。

    因为拥有一流的印刷技术，中华书局也承接了许多特殊的印刷业务，诸如为纪念《申报》50周年而出版的我国第一本全国地图集，经各同业制出样张评选，最后由曾世英先生决定交中华书局印制。直到现在，上海中华印刷厂仍然是全国印制地图重点厂之一。除此之外，还接印了广告和烟草公司卷烟包装的印刷。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中华书局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除了传统出版、印刷业务外，还开办文化补习学校，成立教具制造厂，发行所还兼营文具仪器、标本模型、运动器械、教育用具、风琴乐器，以及玻璃器、陶器的文房四宝等。随着事业发展，至“七七事变”前，分支机构有40多处，抗战胜利后还设立台湾分局，网络遍及全国各地。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父亲从友人那里听说‘维持会’将公布的名单里有陆费逵的名字，他觉得不能再待下去了，决定立即在名单公布前离开上海。”陆费铭琇回忆。她还记得父亲同母亲商量，是自己先走还是一家人一起走。1937年11月5日，陆费逵带着全家一同去了香港。此后，中华书局大批员工撤到重庆、成都，在当地设厂印刷，客观上带动了后方的印刷技术的提高。

    1941年7月9日上午，56岁的陆费逵在香港突然去世。“陆费逵去世后，书局的经营方针有所变化。它利用其印刷能力，承揽了大批印钞业务以及有价证券的印刷。纱布、面粉交易所成单、地方官钱局钱票、公债票，直至发展到邮票和纸币印刷。”徐俊介绍。解放初期，上海中华印刷厂也是印制人民币的工厂之一，至1950年5月才告结束。

    分分合合

    新政权成立后，像其他行业一样，出版业的发展规划也被纳入国家高度计划中。1952年，中华书局被出版总署指定为中央一级出版机构，中华书局编辑所、印刷厂中西文排版一部分迁往北京。出版总署将全国出版社重新洗牌，划定了各自的专业分工。在这个统一规划中，中华书局编辑所以出版农业、文史、俄语读物为重点。

    1954年，全国开始进入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了公私合营的时期，原有的老字号私营出版机构，只剩下‘中华’和‘商务’两家。这两家虽然保住了名号，但实际上都分别和别的出版社合并起来了。”徐俊介绍说。5月1日，中华书局将总部从上海迁至北京西总布胡同7号，合并到财政经济出版社，对外挂财经社和中华书局两块牌子。商务印书馆则合并到了高教出版社。

    当中华书局按照出版总署的统一规划，开始出版农业、财经和俄语类图书时，出版总署又成立了一家新的出版机构——古籍出版社，社长由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不难看出，此番调整的目的，就是让古籍出版社取代中华书局在古籍出版的传统地位。古籍出版社编辑不足10人，大部分是叶圣陶早期在上海开明书店时的旧识，他们集中在出版总署里办公。

    古籍出版社的地位，从它一接手就上马的“国家项目”——点校《资治通鉴》便可以看出几分端倪。这项工作，是毛泽东亲自倡议和交办的。曾担任过范文澜的助手、历史学家蔡美彪回忆：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与吴晗被分在同一个小组。毛泽东向吴晗说起标点《资治通鉴》事，并要吴晗转告范文澜，组织一些人，一两年内标点出版，以供广大干部阅读。“毛泽东还说到读史应有地图，可以把杨守敬的《历代疆域图》用新方法改绘，以供利用。”大会后，吴晗找到范文澜，两人随即着手筹划。

    经与各方协商，1954年11月初，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组成。由范文澜与吴晗牵头组织，顾颉刚、张政烺、贺昌群、容肇祖、王崇武、聂崇岐、齐思和、周一良、邓广铭与何兹全这10位历史学家成为标点小组成员。南开大学郑天挺、古籍出版社章锡琛后期加入。组织标点，需要有工作空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出面，向北海公园借用未开放的画舫斋小院。此处环境幽静，清雅宜人，无外界干扰。“《顾颉刚日记》里面对这一段工作有很多描述，说每天他们都要去北海上班，每天又工作了多少等等。”徐俊说。

    《资治通鉴》世传版本非常多。标点工作小组经讨论，决定选用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注本，采用章钰的校记。“标点工作最大的难题是，《标点符号用法》原为语体文制定，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古籍。哪些符号可用，哪些不用，需首先有个共识。所以第二次小组会特别邀请出版总署副署长、语文专家叶圣陶先生到会。大家就一些标点中的难题，向他请教。经过讨论认为，一时难以制定完备的古籍标点条例，先就标点、分段订立几条原则，开始工作。在工作实践中逐步完善，再进一步制定凡例。”为会议作记录的蔡美彪回忆。小组会上还商议，参加者各承担若干卷，完稿后统交王崇武汇总，最后由顾颉刚总校定稿。

    标点《资治通鉴》完成后，交由古籍出版社出版。出版前，如何署名亦是议题之一。范文澜虽然在前期承担了一些组织工作，但是“范文澜主持学术组织工作，从来不署名”；顾颉刚因为做到一半生病去北戴河疗养，没有负责后期的工作，也不愿意牵头题署。经商议，最终决定在每卷后面署上点校者和审稿者的名字。1956年，标点《资治通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后古籍出版社又继续推出《续资治通鉴》、《三国志集解》等书。

    重返古籍

    也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中华书局的态度又有所改变。“毛主席对出版工作规划的指示中有过这么一条，大意是说，过去有很大影响的两家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块招牌还是应当保留。中华嘛，就搞‘古’的，商务呢，就搞‘洋’的（指西洋哲社名著）。从这个讲话看出，那时候领导人已经有让两家恢复独立建制的动议。”徐俊说。

    1957年3月，存在仅三年的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张静庐、徐调孚、章锡琛、陈乃乾等原古籍出版社的编辑也并入中华；中华书局的社址则迁至原古籍出版社和出版总署的办公地——东总部胡同10号。与中华书局形影不离的“老对手”商务印书馆也与高教出版社分离，恢复独立建制。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一分为二，一部分与古典文学出版社合并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金兆梓任主任；另一部分为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主任舒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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