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独鹤的言论思想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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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独鹤的言论思想与风格

　严独鹤先生是民国时期新闻界的著名报人，他原名严桢，字子材，别号知我、槟芳馆主，独鹤是他的笔名。1914年，严独鹤进《新闻报》编副刊《快活林》（后改为《新园林》）近三十年，赢得赫赫声名。时人玖君在《报人外史》中曾说：“严先生在新闻界的地位，一似梅兰芳之于菊部，顾曲周郎，没有不知梅大王的，读报人士，没有不知严主笔的。” 然而，严独鹤在新闻史上的地位却不高，甚至可以说是淹湮无名，个中原因十分复杂，需专文另述。这里仅指出其中一点，那就是严独鹤更多地被后人视为小说家，而这个小说家的身份又被贴上了“鸳鸯蝴蝶派”的标签，成为解放后国内主流文学史贬斥打击的对象，这多少祸及，至少是遮蔽了严先生的报人身份。

　　当然，严独鹤的确写过一些小说，并且结集出版了《严独鹤小说集》。而且由于编辑副刊，他与一大批后来所谓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交往颇多。但是，他一生的事业与心血却在新闻界，小说只是他的兴趣或副业。即使不强调他在新闻业界工作近三十年的人生经历，历任《新闻报》副刊编辑、副总编辑、《新闻夜报》总编辑等职务，仅从作品创作上看，他在《快活林》“谈话”栏中发表的近万篇、几百万字的言论，都足以让他在新闻史上留名。这些言论远远超出了他的小说数量，却由于是新闻作品，多年来没能被好好收集整理，渐渐被人遗忘，这对严独鹤来说是不公平的，对当前中国新闻业汲取前人的办报与言论创作经验，也是一种遗憾。所幸，2009年由严独鹤先生家乡——桐乡市政协文教卫体与文史委员会编辑的《严独鹤杂感录》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收录严独鹤从1945年12月到1948年12月间所撰文章四百余篇。由此，我们可以重新阅读思考严独鹤的言论作品，还原他在新闻史上的报人身份与地位。

　　一、副刊中的言论，言论中的“品牌”

　　严独鹤初进《新闻报》时，副刊名为《庄谐录》，主要刊载古诗文词或者风月文章，从语言叙述到题材选择，都脱不了旧式文人的道学酸腐气，枯寂而沉闷，这也是当时报界副刊的通病。严独鹤将《庄谐录》改为《快活林》后的一个首创之举就是开辟“谈话”言论专栏，每天就读者关心的各类时事问题撰写一篇三五百字的短文，打开一个副刊编辑与读者思想情感交流的窗口。这个栏目由此也成为《快活林》的特色，不仅深受读者欢迎，而且为其他报刊所效仿，《申报·自由谈》就是其中一例。玖君曾这样评价他的“谈话”：“严先生新硎初试，主持副刊，正牌挂出，每日‘谈话’开锣戏，一似名伶压轴，生旦净丑，五音联弹，精彩纷呈，叫座魔力，获意想不到之效力。读报者打开报纸披阅，不约而同，急找报屁股上第一篇‘谈话’，看他老先生有何高见，什么奇妙譬喻，麻将赌经如何设局，生花妙笔，写成屁股文学，同道效颦。二十余年来，副刊‘谈话、闲话、小言’第一篇文字，为编者应有之义，推源其始，严先生开山祖师咧。”

　　副刊中出现言论专栏，当时为严独鹤的创举，而今天各大报副刊也有类似“谈话”的言论专栏，可惜办得好的并不多。严独鹤的“谈话”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配合性与针对性很强，即它立足于《新闻报》的读者定位，同时结合副刊特点，为自己也为《新闻报》赢得更多的读者。

　　《新闻报》作为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日报，虽然设有自己的时评与短论，但言论并非其所长。它主要以经济新闻取胜，后又增加了社会新闻的报道量，借此避开与《申报》《大公报》的读者竞争。于是，《新闻报》的读者多为工商界人士，这不仅包括工厂、公司、洋行的高级职员，更多的则是澡堂、理发店的一些小店员，乃至政府部门的小公务员。所以它的读者定位主要是中下层上海市民，教育程度不高，理解能力也不强。《新闻报》头版的时评或短论往往由总编辑李浩然执笔，风格古朴清丽，内容多针对大的政治、经济事件，或者是时局的变化走向，代表报馆从宏观层面高屋建瓴地发言，目的在于树立报纸形象，为报纸赢得高层次的读者。到了副刊版面的“谈话”栏，最明显的变化首先是语言。头版半文半白的时评立刻变成了清新生动的白话短文，这在上世纪20年代实属不易。因为当时即使是一些倡导白话文革命的新文学家写出来的白话文都还摆脱不了文言的腔调，所以有人称严独鹤为“中国最早一代以白话写短文的大家”是不为过的。其次是内容的变化。评论的对象一下子变得十分具体琐碎，无非是米价涨得太快，房子贵得买不起，交通拥挤混乱、公务员的工资应该调整等市民们普遍关心的衣食住行等芝麻小事，且都依托近日发生的新闻事件，有据有理，一点都不落空。譬如谈中美关系这样的外交问题，严独鹤在《逍遥法外》一文中第一句话就点明事实与观点：“美军侵占黄金案，我国法院，因为依据中美协定，对被告（现役军人）无审判权，不予起诉，如行追偿，将由外交途径处理，假使‘处理’没有下文，这个美军官真是逍遥法外。” 接下来又联系前不久发生在上海、震惊全国的“美水兵击死人力车夫臧大二子案”，指出中美邦交不平等，不符合公道。

　　此外，严独鹤不仅首开副刊办言论之风，而且还以今天的品牌理念来经营这个栏目，这种意识体现在“谈话”的延续性与持久性中。“谈话”栏自1914年《快活林》创刊始，每日一篇，其间因日本人攻占上海停断过几年外，直到1949年上半年仍在坚持。虽然后期由于严独鹤太忙，又请了其他编辑帮忙写，但“谈话”这个栏目的风格却始终保留了下来，成为《快活林》最吸引读者的名牌栏目之一。“谈话”前十几年的文章几乎全由严独鹤执笔，他一个人为该栏目奉献了将近三分之二的文章，这就有助于栏目形成特定的风格与影响力，进而形成自己的品牌，吸引长期固定的读者。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言论品牌的形成，虽然与刊物和栏目的定位有关，但决定性因素还在于个性的体现。而个性的形成，最佳莫过于让记者编辑本人发挥自身优势。他们不仅比媒体外部人员更具有行业的敏感性，更懂得自己的读者，对所依托的媒体也更具归属感。而且优秀的新闻从业者，往往同样具有吸引人的个性，媒体为他们提供个性发挥的空间，既能提高他们的专业能力，还可以加强他们对媒体的认同归属感。严独鹤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报人，能在《新闻报》工作近三十年，直到解放后《新闻报》遭改造才被动离开，这也是“谈话”留给今天的宝贵经验。

　　二、“但求无愧我心”的批评原则

　　1947年9月1日记者节，严独鹤写了一篇名为《想起一副旧对联》的短文。在这篇文章里，严独鹤提出了新闻记者（这里指一切新闻从业者）“安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的职业伦理要求。他说，“新闻记者对人对事，必须为忠实的报道，作公正的批评，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但“要忠实，要公正，就无法尽如人意，也万不可尽如人意”。因为“新闻记者如果不眼光看准，主见确定，随时随地，只以博取人的如意为能事，不仅实际上决做不到，纵使做到，也不是忠实而是歪曲，不是公正而是阿附，便失去了公众的信赖”。所以忠实报道、公正批评的标准只能是“但求无愧我心”。这里有两个关键词——“无愧”与“我心”，这两个词其实也是严独鹤言论创作的主要特征，贯穿其新闻职业生涯始终。

　　严独鹤解释：“所谓‘无愧’并非在本身的职责上，在本位的工作上，发现了过失，铸成了错误，便把‘问心无愧’四字来作为掩饰词和挡箭牌，却是要真正的和永远的从不违良知不被初衷之中，得到心灵上的修养，也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在心灵上却因为‘无愧’，而保持一片光明，于此光明的心境中，领略到人生超然的真义与自然的乐趣，于此真义与乐趣中，才会感觉到新闻记者，是明知其不可为而或有所为。” “谈话”的“无愧”就在于它始终站在普通市民的立场看待思考问题，积极为他们代言。所以严独鹤敢于批评当局的各项政策，揭露美苏大国对中国的欺压，乃至勇于批评自己。严独鹤常为后人提及的一个故事是，1918年徐世昌被北洋军阀推选为“大总统”时，他讽刺说：“徐娘半推半就之姿态，未必能博得人又惊又爱也。” 国民党统治时期，严独鹤的批评锋芒更盛，许多篇章都直指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生活指数一涨再涨，甚至发生人相食惨剧的罪恶现实。可以说，严先生的每一篇言论都不是无关痛痒的说辞，而是直指社会黑暗面的批评。虽然今天许多人将之归结为严独鹤爱国热情与民族意识的表现，这固然不错，但过于笼统，因为大多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都具有爱国爱民的朴素意识。所以深究下去，我们还应该看到严独鹤所坚守的“但求无愧我心”的言论批评原则。(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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