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文化价值

图书工作室 讯：

三、“走向世界丛书”出版的文化增殖

“走向世界丛书”中，著作体裁各异，作者的背景、地位、观点、身份也各不相同，书籍的文学及研究价值也参差不齐。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丛书”主要在两个方面产生了文化增殖效应：

首先，钟叔河是这套丛书的编辑主体，也是传播主体。从传播者来说，他不可能纯客观地传播某种文化，总是要加上自己对它的认识和理解。传播者会从自己的立场、需要或价值观出发进行主观判断。钟叔河把自己对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真正走向自由民主的思考注入到“走向世界丛书”之中，这些书除了是单纯的个人作品，可以用作史料或个人经历、思想的研究资料之外，还多了一层意义：是早期中国人走向世界、探寻先进之道的实录，是中国人从古代社会走向世界文明，走向变革和开放的现代化世界的一个缩影。他说：“我当时编‘走向世界丛书’是有政治理念的，不是为了把古人这些书翻出来出版，然后赚点钱这么简单。”该丛书进入到文化传播的领域后，让广大受众有了接触、阅读、理解这些书的可能。此时，读者看到的这部丛书，已不是简单的早期中国人的出国实录，而是传达了钟叔河对这些书的提炼与再认识，包含了钟叔河个人对中国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思考。因此，这部丛书除了它本身固有的学术价值和文史趣味之外，还有更为深刻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

“走向世界丛书”的文化增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钟叔河的分析研究和规范化。李一氓看到了这一点：“叔河同志在主编此丛书时，费力既勤且精；凡重要段落都在书页旁加注要点，每种书后又增附‘人名索引’和‘译名简释’，对原书人名、地名的异译都加注原文和今译。这都是麻烦费力的笨工夫，实堪佩服。特别是他在每种书前，各精心撰写了一篇对作者及其著作的详尽的叙论，文笔流畅，论断精当。”结果是形成了丛书的“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以及在古籍整理领域的“模范”地位。［12］编辑主体的价值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其次，文化增殖和价值观念衍生不仅存在于文化传播者之中，也同样存在于文化价值信息的接受者的整个反应过程。“走向世界丛书”作为一种文化价值信息被读者（受众）接受时，读者（受众）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重新理解和界定这种文化信息的价值与意义。同样一套丛书，领导古籍整理工作的李一氓看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视其为古籍整理的“模范”；留学过英伦的陆建德在中西比照、现实反思中感受到“让人不安的力量”；作为“新三届”大学生的王功权（现为风险投资家）则忆及80年代阅读此丛书时“理想的光芒激动人心”［13］……“走向世界丛书”之所以让人常读常新，关键是在传播中不仅存在着文化的“本文”意义和价值，而且存在着由接受者的经验、体验中“生成”的意义和价值。

最后，从传播媒介来说，“走向世界丛书”以丛书的形式出版，这有增殖效应。“走向世界丛书”出版了36种，这离钟叔河原计划出版100种还有一定的距离，但首先在量上还是形成了增“值”。这样就能给读者形成一个整体的印象。钟叔河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也说：“之所以要以系列来出，我是认为如果分散来出，没有什么印象。”［14］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书籍以丛书的形式来出版，更能够体现钟叔河的出版目的。他搜集选择的书籍虽然都是关于早期中国人的出国记述，但作者类型各不相同，内容也较为分散。如果把丛书中的每一本书都当作是一个士兵的话，若是散兵游勇，战斗力自然非常有限。但是把这些士兵有规律地整齐地排列起来投入战场，其战斗力、影响力就会大大增强。因此，以丛书的形式来出版这些书籍，能够产生1+1＞2的效果。散落的珍珠用一根红线穿成项链，更显熠熠生辉，价值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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