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之中国出版事业

图书工作室 讯：
一、引言

　　无论那一个民族，要想求民族势力的强盛，求民族精神的垂绵永久，专靠坚甲利兵是无用的。关系民族势力的盛衰与民族精神的断续的中心枢纽，并不是坚甲利兵，乃是文化。我们只看历史上有许多勇猛善战的民族，如今到哪里去了。他们在那时候，固然逞雄一时，而现在差不多有好些是几乎灭种，有好些是和别的民族甚至和被征服的民族同化了。在今日二十世纪中，固然还有好多强盛的民族是以前强盛民族的后裔，并且有的民族势力比以前更为强大。可是他们所以如此，并不是纯粹依靠他们的军器与武力，乃是他们的文化发达的结果。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所以能够发达，最大的策动力就是传播。在一国之中，往往有些思想和见解比常人高一等的人，这种人的理论，不论性质怎样，总是多少对于这个社会有关系，或者有利益的。这种具有特别思想和见解者的理论，必须设法使人人知道，才可以求其发生效力。要想使一人的理论，人人都能得知，就非用传播的方法不可。最有效力的传播方法，就是把发表的理论，印成册子出版。这样看来，出版业乃是传播文化的主要工具。

　　现在要说的一个题目，是将我国最近十年以来的出版业，回顾一下。这十年的时期是指民国十三年到二十三年当中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前半期，正在五四运动以后，一般青年醉心于革新运动，竞以文字相尚。而当时北方政府和各省军阀，都想用武力来压制新文化运动，文网严密，稍有不慎，即因文字罹祸，所以出版物一天一天的减少。而且当时因为内战不停的发生，人民没有安宁的日子，各种行业，都见凋敝，出版业也同样表现着消沉的气象。到了民国十六年国民党北伐胜利，统一全国，直到最近，出版业又表现蓬勃的气象，很有些重大事实足以叙述。可是我们要知一件事实的发生，必定有他的历史背景，一件事实的发展，亦必定有他的历史过程，所以在本文中，我们于叙述近十年来的出版事业以前，不得不追溯新式出版业的起源与进化，如是方可彻底明了近十年来的状况。

　　二、新式出版业的起源与进化

　　讲到出版事业，全世界中，要算我国发达最早。我国在隋时就有了木版印刷，而欧洲的木版印刷乃起于十四世纪。按着年份推算，我国的出版业还比欧洲要早一千年。不过欧洲的出版业后来进步更快，而我国直到清季还脱不了效能极为低微的手工印刷的束缚。我国的新式出版业可说是起源于光绪二十三年。以前虽然已有教会创办的出版机关及政府设立的官书局，但正式的民营新式出版事业的诞生，要算光绪二十三年商务印书馆成立的时候。

　　我国由旧日手工印刷突然转变而为新式出版业，不用说是由于时代环境的刺激。自从道光二十二年鸦片战争我国失败以后，外国教士到中国传教，并介绍西洋学术。清政府也因此设立学堂，研究西学，但大部份还是仍循故制。到了甲午这年和日本开战失败以后，我国的国势比前更弱，所受外人的欺侮比前更甚。留心国事的人都觉旧有制度不合世界潮流，要图国家富强，非改革现状，采用欧美制度，研究欧美学术不可。于是这种思潮就逐渐表现于事实方面而改变了旧日的政治制度与教育制度。为适应新的政府与教育制度起见，旧日的出版业，乃渐趋式微，而新式的出版业，乃应运而生。

　　从清季到民国十三年，这二十多年内，我国出版业的变迁，可分三个阶段来说，第一是教会出版业和官书局时代，第二是民营的新式出版业的兴起，第三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民营出版业。现在分述如左：

　　（一）教会出版和官书局时代　　自从革新运动发生，新式的出版业就逐渐成立，以供给新的书籍，适应时代的需要。可是在革新运动以前，到中国来传教的外人，为使基督教随西洋文明深入中国深入中国人民心理起见，已经开设学堂和印书馆，刊行西方的宗教书籍与学术书籍，藉以灌输宗教知识于中国人民。到了革新运动时期，教会的重要出版机关，有（一）中国教育社和（二）广学会。前者是光绪十六年创办的，所出的书籍以教育用书为多，在光绪二十九年时候，售出的书价达一万余元。后者是光绪十三年创办的，出版比较高深的科学、伦理及宗教书籍为目的。在中日战争以后，教会出版的书籍，颇为我国人士所欢迎，在光绪十九年，广学会的书，售价只有八百余元，到光绪二十九年，售价竟达二十五万余元，可以想见那时候教会出版业的发达了。至于清政府方面，因为要办学堂，不得不采用新书，所以当时也办了许多官书局，编印新学书籍。在光绪二十八九年光景，各省官书局销售新书甚多，正所谓风靡一时了。

　　（二）民营新式出版业的兴起　　教会和官书局的出版物在社会上的势力到光绪二十九年以后，渐为民营出版业取而代之。民营的出版业，在革新运动的初期，已经发生，当时的力理，虽然敌不过教会和官书局，但是进步很快，不久便驾于教会和官书局之上。在光绪三十二年，上海一隅，除了二十三年创办的商务印书馆而外，又有文明、开明、彪蒙、广智、昌明、有正、鸿文、时中、普及、乐群、通社、点石斋、启文社、新智社、会文学社、新民支店、群学会、小说林、新世界小说社、东亚公司新书店、中国教育器械馆等二十余家。所出的书籍，即就教科书一项而论，学部所审定的一百零二册教科书中，民营出版业发行的教科书，就占到八十五册（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等教科书五十四册，文明书局出版的初级蒙学修身等三十册，直隶学务处出版的心算教授法等十册，南洋公学出版的初等小学读本等四册，时中书局出版的普通各科教授法一册，化固小学出版的画学教科书一册，武昌图书馆出版的图画临本一册，未注出版局名的蒙学修身一册）。这样看来，那时的民营出版业，进步的速度，着实可惊。因为清室废科举设学校之后，并未编印教科书。这种工作，乃由民营出版业担任。民营出版业自担任这种巨大工作后，在出版界就占了重要的位置。

　　（三）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民营出版业　　自清室退位，民国成立以后，雏形的新教育制度在君主政体消灭以后发生变化，而人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亦大为发展。往时有识之士，对于旧日文物制度，即有怀疑，亦不能自由发表意见，到现在那些对于旧制抱怀疑态度的人，乃发为疑问，著书立说，来作批评与研究。这种趋势，到新文化运动时代更为显著。在新文化运动以前，知识阶级，大部份还是不能彻底明白旧制的不适宜。到了新文化运动时代，才深悟旧日文化制度的弱点，而认非彻底加以改革，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他们所注意的地方，不像以前专注意于政治方面，并且注意到社会经济方面。在这个时候，知识阶级，不但主张打破一切因袭的传说，一切旧有的权威，一切腐败的组织，对于文物制度，一件一件的来重新占定价值，并且还要把我国向来所用的言语不一致的文言文，加以改变，使成为和言语一致的语体文。这种趋势，自然使出版业同时也表现更进步的状态，因为这种文化革新运动的宣传方法，是非依赖大量的出版物不可的。

　　在民国成立以后的四五年间，出版业比较前清固然更进步一点，然而出版的书籍，还是以教科书法政书和小说书为主要品，还没有脱去光绪三十年以后的情态。到新文化运动时代，出版业乃不像从前专注意于教科书法政书小说书，而对于批评旧制，介绍新学的译著，以及新文学创作，莫不争先恐后的发行，而认为要务。最先发行新文化书籍的出版家，要算群益书社。最早宣传新文化的书籍，是北京大学几位教授所主持的一种刊物，叫新青年。这个刊物，起初就在群益书社发行。自新青年刊行后，其他宣传新文化的刊物，如新潮、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等，接踵而起。各出版家在这时候，除了发行定期刊物外，并发行各种新文化的译著，各种丛书，最著名的如北大新潮社的新潮丛书、北京晨报社的晨报丛书、中华书局的新文化丛书、商务印书馆的世界丛书、共学社丛书、北京大学丛书等。于此可见我国出版业在新文化运动时代，比较从前活动得多进步得多了。

　　三、近十年来出版业的努力

　　自新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出版业陡然起了极大的变化。从前的人所不曾梦见到的欧美学术思想，到这时期，乃势如怒涛的流传到中国境内，而使青年学子的知识，大为扩充，思想大为进步。这固然是当时学术界的努力，而出版家把这些介绍到中国来的理论，刊行出来，实有很大的助力。这个时期，可说是我国出版界脱胎换骨的时代。可是，自民十三以后，因军阀仇视进步思想，恐怕民智发展影响到他们的势力与地盘，就积极的多方阻碍进步思想的进行。这时的出版家，受恶势力的摧残，乃从狂欢热舞的当中，陡然呈销声匿迹的气象。到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底定江南，潜伏了好久的新文化书籍，就仿佛如蛰虫逢着春天一般的出现。这个时期，不但各种新文化书籍，如风起云涌的畅销一时，而因新文化书籍流传的影响，许多新设的书店，亦如雨后春笋，满园丛生。据民国十八年调查，当时发行新文化书籍的出版家，就有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北新、开明、光华、乐群、水沫、时中、人间、世纪、晨曦、新月、金屋、春野、南华、受匡、泰东、海音、现代、尚志、中国、复旦、东南、良友、公民、春潮、有正、文明、华通、朴社、六社、嘤嘤、民智、启智、亚东、自由、群益、大同、新文化、真美善、创造社、亚细亚、新宇宙、X书店、未名社、美的书店、文化学社、神州、国光社、出版合作社等五十多家。由此可见，我国的出版业，在近十年中的活动，且比五四运动后的几年更为热烈。这十年内最热烈的要算从民国十五年起到二十年的五年了。我们若把近十年中各出版家的成绩和十年前来比较，可以看出这十年来出版业对于教育上文化上的努力，是十倍于前。现在且把出版家所努力的几点，列举如下：

　　（一）编印大批教科用书　　我国规模较大的出版家，向以编印教科用书为主要业务，良以：（一）教育是国家的根本，而教材是教育的工具，教材的供给端赖出版业的生产。（二）文化是民族的要素，而教科书是传达文化最主要的利器。自从前清学堂制度颁行未久，官书局就印行许多教育应用的书籍。光绪晚年，商务印书馆便印行最新教科书，民元以后，又印行共和国与民国新教科书。是时新成立的中华书局，亦编印中华教科书等，以供教育界的需要。自民国十二年以膈，直到现在，除商务与中华外，如世界、大东、开明等书局，亦从事编印了多种教科用书以应需要。最近商务复于应付中小学需要的书籍外，更编印大学丛书，以备全国各大学的采用。这十年来，各出版家所刊行的教科用书，种数实在不少。这种风气，实是我国出版业向正鹄的途径上努力的结果。

　　（二）编印大部丛书与影印古书　　自新文化运动发生，我国出版家已不像从前专以编印教科书为主要的出版方针，而将学术丛书与教科书并重。因为各出版家，这时不但认识教科书是教员和学生的必需品，是产生教育效果的原料，并且同时认为各种学术丛书，是启发知识的因素。欲使全国民智发达思想提高，胥惟学术书是赖。民十以前，商务与中华出版的关于新文化及学术方面的丛书已有多种，自民十五以后，各出版家都努力印行学术丛书。商务一家所出的学术丛书，就有数十余种，而其他各出版家所出关于新文化及学术方面的丛书，种类亦甚多。这些丛书尚不过是小部的丛书，从数量上看，每种丛书，多者不过包括书籍数十种，小者甚至只有数种。近几年来，出版家更编印大部丛书。一部丛书之中，竟有包括学科数十种，书籍数千册。如商务编印的万有文库、四部丛刊，中华刊行的四部备要，便是最显著的事实。各出版家所以努力刊行大部丛书的原因，亦和编印教科用书一样，一半由于自觉，一半是受着时代环境的影响。大概民国十四年间发生的图书馆运动，是促进各出版家努力印行大部丛书的加速力。图书馆运动的主要目的在谋文化的保存与建设，最初的发起者为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委员会。该会提议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三分之一建设图书馆八所，分布中国各要地，作为各该区域图书馆的模范。同时美国图书馆协会亦派代表来华，考察图书馆情况，提倡多设通俗图书馆以利民众。民国十五年时候，中华图书馆协会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一封信，内中亦有文化事业拟从图书馆着手等语。到了民国十七年，全国教育会议通过请大学院通令全国各学校均须设立图书馆，并于每年学校经常费内提出百分之五为购买图书费用。于是图书馆运动的空气，就传布到全国。自图书馆运动发生后，出版界的趋势就是大量出书。这种趋势，到了民国十八年更形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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