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管理中的集团选题创新
聂震宁（中国出版集团党组副书记、副总裁）
文化管理是管理科学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企业对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的管理，它涉及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弗雷德曼在《第五项修炼教程：学习型组织的应用》这本书里，明确提出了文化管理的概念，他把企业管理的发展划分为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和文化管理三个阶段。我的看法是，经验管理、科学管理、文化管理，三者应当是一种发展、提高、综合、相辅相成的关系。经验可以使企业稳定，科学可以使企业有序，文化则可以使企业价值明确和精神升华。文化管理是迄今为止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
近２０年来，我国出版业努力实行企业化管理，其主要理念来源于科学管理方法，取得很大成绩。科学管理主张要使企业成为一部整体运作的机器，主张项目管理，讲求利润最大化，存在着只见效益不见文化，只见市场不见人的问题。出版企业生产的是文化产品，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不能不讲价值观、道德观，不能不讲以人为本与行为准则，可以说，文化管理是出版企业的务本之道。
中国出版集团成立四年多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确定了出资人权利，明确了集团总部与成员单位权责定位，统筹制订战略发展规划，规范资产经营的权利，实施年度双效业绩考评，推进数据库建设与共享，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做大做强出版业务的重点板块，主持开展《中国文库》等重大项目的生产经营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管理，也就是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的管理，发挥了很大作用。大家都说出版集团要从“物理反应”变成“化学反应”。什么是“化学反应”？以产权为纽带，出资人要到位，权责要明确，就是一种科学管理层面的“化学反应”。然而出资人到位了，权责明确了，并非万事大吉。如果不能实行有明确价值观的管理，没有行为准则，集团化还是“化”不起来。此时，文化管理就有“化”的作用。
集团实行文化管理，在选题创新上会获得明确的抓手和目标。全集团一年５０００多个新选题，包罗万象，专业杂多，每年要论证选题，即便整个集团总裁班子都出动，也难以应付那么多学科专业的选题。实行文化管理，主要是就出版社选题的价值追求和发展思路、策略，以及少而精的重点选题进行论证，抓住了集团能抓住的事情。集团出版物的价值追求，起码要有这么几条：一是集团的价值、地位要明确，要做与我们的身份相吻合的事情，不做有失身份的事情；二是继承传统、开拓创新；三是一些专业出版社要自觉肩负起专业的责任，不能回避专业学科的必要要求，譬如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小说好销，也不能因此就只做长篇小说板块，诗歌、散文、文论也要有所贡献。当然，要做真正有价值的书，还要量力而行，长远来看，这是确保出版社品牌和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四是两个效益要力求统一，决不能为了经济效益而损害社会效益，也决不能不顾经济效益，我们要的是协调统一的两个效益。还有一些要求，例如战略重点、优化结构等，集团要抓住这些对企业来说具有重要价值的问题。
在选题创新过程中，我们还要正确处理好一些关系，主要是：创新精神与责任意识、大局意识的关系；产品创新与战略发展的关系；局部创新与整体创新的关系，集团既要操作有利于整体创新的重大项目，又要更多地鼓励各个出版社进行自主创新；集团整体文化追求与内部成员差异性的关系，各种专业板块，在大的文化格局里层次高低不一，不能用一个标准、一种趣味去看待，否则就会阻碍更多的多样化的创新。
从文化管理的要求来抓集团的选题创新，要更多地着力于创新文化的建设。首先是要设计具有示范作用的项目。我们设计主持的《中国文库》在集团内具有示范作用，从今年４月份起实施畅销书推广计划，每月集中推介集团各社的畅销书和适销书，体现的就是一种市场营销的创新精神。其次是通过必要的奖励，特别是通过奖励好书和好编辑来引导创新。在出版社主要负责人的年度考核中，也应当引入对创新贡献状况的考评，但这是一个比较繁难复杂的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探讨。再就是要让创新成为企业的理念，要造成创新为荣的价值认同。古人认为君子有“三不朽”的事情，就是“立功、立德、立言”。现在我们看到，行业内外比较多的是在追求“立功”，争创效益，有的只是在争创政绩，考虑“立德、立功”比较少。立德是什么？就是树立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立言就是要有文化管理的理念表述。我们要在追求创新成功的基础上，努力形成优秀的企业文化，在优秀的企业文化的管理下，推进集团包括选题创新在内的各项工作。
集团选题创新的机制建设
■俞晓群（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
目前集团化选题管理的方式方法，正处在探索阶段，为此，我主要想谈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是观念问题，二是操作问题。
先说观念问题。有人可能要说，随着出版改革的深入，集团化、企业化、市场化的一步步递进，这个问题不是已经解决得很好了么？其实不然。我国目前的出版集团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市场调控的结果，而大多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结果。这并不是说宏观调控就肯定错了，而是说如果我们操作不力，就容易产生许多副作用。比如，一，产生严重的“跟风”现象；二，建立脱离市场规律的、类似于政府的管理机制；三，行政化的倾向，使出版行业日渐丧失了职业化精神的追求；四，极端商业化思潮的出现，淡化了经营者对于图书文化属性的判断；五，在市场环境的诱惑下，管理者在基础建设、形象工程、多元化经营等方面表现出过度的热情，从而导致了对于出版主业的冷落；六，通过与一般企业管理的极端化类比，引起出版物主体媚俗化、低俗化现象的凸现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许多地区以教材教辅为基础的出版改革，表现出极为夸张的“伪繁荣性”和市场化过程中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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