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历史学学者批评学术腐败，称《中国通史（彩图版）》是“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
    学术腐败已经越出学术圈，开始危害到广大读者了。《中国通史（彩图版）》不仅是历史学者不负责任的产物，由于它获得了2000年度的第12届‘中国图书奖’并把版权卖到了国外，所以它的危害更大。”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曾瑜说。此前，他的一篇文章《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已经发表于《历史学家茶座》第1辑，但被删去了关于荣获中国图书奖等内容。
    
    　　近日，王曾瑜将全文发布到网上，称该书“分明是学术垃圾，却加之以中国史学会编和荣获中国图书奖的金色包装，也足见目前的学术腐败进展到何等地步。”
    
    　　没有人具备对自先秦到清的古史进行贯通的实力
    
    　　王曾瑜是宋史的研究专家，宋史研究会会长，他是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的学生。谈到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史学会编的《中国通史》时，他说，“现在的学者都是做断代史研究，凭我对学界的了解，六七十岁上下的学者中没有一个人具备对自先秦到清的古史进行贯通的实力，戴逸、龚书铎是做清史、近现代史的，怎么能够胜任大部头古代通史、专史等的主编？”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小南说，“现在六七十岁上下的学者中没有一个人具备对自先秦到清的古史进行贯通的实力。”王曾瑜在文中称，“……
    
    　　有一些参加对此书提意见的中年学者向我叙述了情况。据他们说，其实就是一位主编所在单位的人民大学也全然不知此书出版的经过，只知出版社临时找了一些未经过严格史学训练者，将今存的各种通史之类胡乱传抄，拼凑成书。
    
    　　但他们的一致看法是此书岂止错误百出而已。至此我才完全明白，原来此书是空头主编和南郭先生辈合作之结晶。”
    
    　　“使用中国史学会名义，个人不应该做出决定”
    
    　　本报记者打通了戴逸家的电话，一位女士先说戴先生不在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然后又说他很忙，身体不好，经常去医院。当记者问他在哪家医院时，该女士不愿意透露。
    
    　　另一位主编龚书铎对本报记者说，“我不能保证书里面没有错误，钱钟书先生的著作也有不少人批评。”当本报记者问他如何看待王曾瑜的批评时，他说，“我没有任何意见，别人有批评的权利。”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中国史学会的黄春生称，中国史学会挂靠在中国近代史所科研处名下，归中国社科院领导。从上世纪50年代起，史学会就开始编书让出版社出版。他说，动用中国史学会的名义一般会经过主要负责人商量认可，2000年的时候，戴逸、龚书铎分别是中国史学会的正、副会长。他还说，使用中国史学会的名义很慎重，个人不应该做出决定。
    　就在王曾瑜的文章在网上发表之后，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张帆也作为一个知情人，透露了该书的一些情况。2001年6月，他曾为参评某奖项（记不清是不是“中国图书奖”了，也可能是“五个一工程奖”）的海燕出版社《中国通史（彩图版）》写审读意见。“教研室的几位老教师反复推让，最后一直推到我头上。我将任务接了下来，写了一些意见上呈。除基本肯定外，也提出若干不足。后来还拿到几百元审稿费，至于书是否得奖，就没再关心。”
    张帆还认为，该书文字内容有些薄弱，未能充分地体现出历史的深度。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制度阐述失之简略。例如周朝宗法制、国野制，汉朝察举、征辟，隋唐租庸调、北宋募兵制度，明朝一条鞭法、市民暴动，清朝密折制、文字狱，明清督抚制度、乡绅、宗族制等重大问题，或寥寥数语，或竟未言及。相反却述及一些较为次要的人物（如五代朱友裕）、事件（如隋太子爬树喊冤），有轻重失衡之感。
    此外，该书以大事记编年的形式叙述历史进程，固然有方便之处，但也有零碎之弊，人为地割裂了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和现象。如魏晋士族政治、唐后期藩镇割据、北宋积贫积弱等问题，都缺乏全面系统的总结。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从佃客制到租佃制的演变、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消长等重要历史线索，也很难在书中看到反映。张帆认为，该书作为一个通俗读物来看还可以，有些地方值得肯定，作为严肃的历史著作显然不合格。他还认为王先生所揭示诸项错误，自己当年作为审稿人未能指出，也难辞其咎。
    
    　　《中国通史》的图片问题
    
    　　王曾瑜称，“此书插了不少人物画，但作画者显然没有各个时代的服装、兵器之类的史学常识，不管哪个朝代，多半竟是明朝服饰。”张帆也认为，《中国通史（彩图版）》所配图片不注明出处，使读者不便使用，亦不敢完全相信。如第四卷38页“李文忠像”，其人戴皇帝冠，至为可疑。王曾瑜表示：“这套书我没有全部细读，但从这些发现的问题来看，此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低劣产品。”对于两位学者的疑问，该书策划人兼责任编辑之一、海燕出版社副总编辑乔台山称，“像写杨宗保、穆桂英的《杨家将的故事》是加框出现的，就表明是传说。”然而，在《中国通史（彩图版）》第一册的体例介绍中，却并无这样的说明。在该书的衍生产品———《中国通史（插图版）国民读本》第三册104页中文字则已经改为“杨家将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但有很多情节和人物（如杨宗保、穆桂英）都是虚构的。”对于书中的文字与图片，乔台山说，“这套书的文字内容是由戴逸、龚书铎负责的，图片是一家文化公司负责的，但是，主编肯定看到过一些。”龚书铎称，“这本书的图片是出版社配的，有的与文稿一起拿到北京审稿，有的图片我都没有见到过。”
    
    　　写作者究竟是谁
    
    　　乔台山还说到了该书具体的写作者。他说，“每一个朝代都有两个以上的专家领头，负责具体写作的是这些专家的学生。戴逸、龚书铎的研究生也参与了编写。只有宋史部分是河南社会科学院的任崇岳先生带领他的学生在河南写的，其余的都是在北京。”他还说，“这套书出来后有一些数字、出土文物上的错误，2002年前开始大规模修订，当时，出版社出钱，史学所出面组织了很多专家、学者探讨修改，这项工作今年刚完成，”乔台山还透露，“我们以后还要出修订本。”提到该书的修改，邓小南教授说，“我曾两次参加关于该书修改的会议。第一次是关于大纲的讨论，我对宋史部分提了很多意见，中国史学会的人曾经要求我来做新版的主编，让我和学生一起来操作。一来因为我教学、科研很忙，二来我一向反对学生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没有答应。”她还提到，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大学历史系、社科院历史所、近现代史所的一些专家。后来她又参加了一次会议，当时有龚书铎、李文海、林甘泉等人参加，河南社会科学院的任崇岳还与她就该书涉及的问题有过交流。
    
    　　据了解，该书修改的时候想搞一个负责修改的学术委员会，想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所长林甘泉先生负责。当时，林甘泉对该书提了一些意见，指出里面有一些硬伤并建议他们找一些负责任的人修改，没必要搞学术委员会。龚书铎听取了这些意见，林甘泉此后也就没有参与此事。
    
    　　各种版本累计销售15万套（册）
    
    　　目前，该书在图书市场上至少可以见到4种版本：一、全本的《中国通史（彩图版）》，一套4本，大16开，定价990元（记者所购为2001年10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二、缩编本，大16开彩印，定价98元，2002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三、《中国通史（插图版）国民读本》，一套5册，32开，定价38元，2003年5月第二版第五次印刷；四、《中国通史（少年彩图版）》，大32开本，10册精装，外套彩色包装盒，共30个印张。180元一套，附赠CD-ROM光盘一盒。乔台山说，第一种销量有两万多，第二种销量有3万左右，第三种销量有六七万，第四种销量有3万。
    
    　　乔台山称，《中国通史（彩图版）》是2000年1月出版的。1999年12月底，中国史学会与海燕出版社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中国通史（彩图版）》首发式，并向百所高校赠送了此书。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海燕出版社副总编乔台山以及本书主编戴逸、龚书铎等人参加了首发式。该书出版后，《人民日报》、《工人日报》、《新闻出版报》与《解放军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等媒体都对本书的推出予以了关注。
    
    　　该书在版权贸易中也独领风骚，香港中华书局购买了它的中文繁体字版权，韩国原野出版社购买了本书的韩文版权。它还获得了2000年第12届“中国图书奖”。
    
    　　对于该书进入评奖程序并获得“中国图书奖”的情况，中国图书奖评委会负责人之一伍杰介绍说，该奖的评选程序是：地方出版社把参选图书报给新闻出版局、省版协，然后再报给评委会。
    
    　　评委会筛选之后交专家评审，提出初步意见后再次筛选，然后转交审读、提出意见，之后进入终评，投票产生结果，评选时间一般是半年左右。
    伍杰说，参加评选的图书事先应该符合新闻出版总署对图书质量的规定。他说，如果图书中的问题比较专业，而且专家评审没有发现问题，那么有硬伤甚至不合格图书也有可能获奖，这样的例子以前也有过。伍杰说，如果海燕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彩图版）》有很多错误，那么主编、责任编辑应该负主要责任，他们不应该送不合格的图书来参评。
    
    　　他说，由于时间比较长，他已经记不得当时负责历史书评选的是谁。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证实，该书曾参加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评奖。当时，专家组由他和北京大学某教授以及另一位女老师组成。“当时，我们认为这本书错误很多，而且我认为，用中国史学会的名义编很不妥，因此没有推荐该书。后来，金冲及先生担任史学会会长后，曾找到我，我与爱人（她也是历史学学者）都去了，为这本书修订提了很多意见。”辛德勇说，“这些意见是我就自己所知所见而发，因为我对整体工作不负责任，所以要求不署名。”
    
    　　■学者说法
    
    　　何茲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批评是一个好现象，但批评人的时候要注意态度。过去，中国历史学界的批评很少，以后应该多一些。
    
    　　葛兆光（历史学学者、教授）：我曾经对该书提过一些意见，但我不想评论这件事。
    
    　　邓小南（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我基本同意王曾瑜先生的观点，反对某些学术名人挂名出版不负责任的图书。
    
    　　以前，人们觉得学术界很干净，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问题了。我相信很多史学界的领头人物应该有良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孙晓（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我认为做学问应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王曾瑜先生的看法可能是对的，但是批评方式有待商榷。
    
    　　李学勤（《话说中国》丛书总顾问）：我知道这一套书，与这两位主编也都认识。我刚从欧洲回来，还没有读到王曾瑜先生的文章。因为我主要是做考古和古文字学的，我只能从做学术的角度来说。
    
    　　我也做过一些丛书的主编，我认为，主编的职责就是在体例上把关，稿子尽可能完善，另外就是对书稿仔细审读，尽量避免出现错误，当然不能保证完全没有。我猜想戴逸和龚书铎一定有一个很大的班子，可能因为比较忙，两人没有细读。对于图书的错误，其他人有责任提出来，因为它不是专家读的，而是大众读本，做这样的事情应该更谨慎、更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