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社举办“文字书写时代”新书分享会

图书工作室 讯：
报机、开放言路、运用新人……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光绪帝的开明和努力。只是一生受制于人，无法放开拳脚，如书中所说：生前，他曾对德龄谈起自己内心的苦衷：我没有机会把我的意思宣布于外，或有所作为，所以外间都不大知道我。我不过是替人做样子的。以后再有外人问你，只告诉他我现在所处地位实在的情形。我有意振兴中国，但你知道我不能做主，不能如我的志。
康有为：偏激冒进的维新干将
过去，人们常将戊戌变法称为“康梁变法”，默认康有为的“戊戌变法领袖”地位。但随着近年来戊戌变法史研究的深入，这种说法越来越难以服众。
作为七品官员，康有为终其一生只面见过光绪帝一次，时间不过三刻，《戊戌奏稿》等更被指出是后来的“伪作”。在宣传维新思想方面，康梁等人确实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但他们只适合当变法宣传家，却不适合当变法操盘手。他们急躁冒进，举措失当，四处树敌，最后居然想出捕杀慈禧的险招，导致慈禧与光绪帝母子彻底决裂，断送了改革大业。
光绪十六年进士、翰林院编修蔡元培，曾经是康党积极争取的人物，但他却当面拒绝了他们的邀请，并与康党划清界限。多年以后，蔡元培对学生罗家伦交底说：“我认为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他们要想靠下几道上諭，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
《废墟花开——帝师孙家鼐与京师大学堂》
晚清改革家孙家鼐
时势造英雄,危难显本色，晚清大人物的花名册上，有能文善武的曾国藩、李鸿章等重臣，也不乏臭名昭著的袁世凯之流，唯独孙家鼐的名字却鲜少被人提起。
封建科举时代，中国的文人学士都有“四大梦”：中状元、做帝师、当大学士、死后获得“文正”荣誉称号。1300多年，没有一个人能把“四大梦”做圆。惟有孙家鼐，在封建社会终结前夕，获得“大满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堪称“中国读书第一人”。
如果孙家鼐的过人之处仅在于此，只能算作一名出类拔萃的文臣。是特殊的时代、包容的性格赋予了他一般人难以超越的“改革家”身份。他不仅是创办、保护京师大学堂的伟大功臣，也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创办者，在耄耋之年，依然披荆斩棘，力图通过改革和发展教育和实业，寻求一条救国的可行之路，当为万世师表，近代楷模。
孙家鼐有自己的小灶，但他很少光顾，在校内时，他喜欢和教习们一块就餐。一则是检查伙食质量，二则是利用这个机会，与部下沟通交流，多了解一些教学情况。孙家鼐爱吃面食。有一次，赶上食堂吃米饭，孙家鼐皱皱眉头。管理员看见后，马上要去给他另做。孙家鼐说：“不用那么麻烦。大学堂门口就有卖油条的。”他让仆人到门口去买，管理员要掏钱，马上被其阻止。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孙家鼐和丁韪良，谁才是京师大学堂创立的第一功臣也由此成为了热门话题，这些年来一直争论不下。孙家鼐是首任官学大臣，丁韪良则是孙家鼐委任的西学总教习。不可否认，丁韪良是来华传教士中参与中国改革较深者，对京师大学堂的学科设置帮助很大，甚至在京师大学堂最危险的关头，有挽救京师大学堂之功。
但从大局上讲，孙家鼐功劳更甚。作为京师大学堂的倡办者，他不但制定出现代意义的办学章程——学以致用、中西分科、设置奖学金等，勾勒出现代大学才有的壮丽蓝图——设主楼一座、副楼四五座、藏书楼一座，植树种花；并亲力亲为选场地，选派教习，在京师大学堂岌岌可危之时，以辞职抗争。他提出的“盖学问乃天下万世之公理，必不可以一家之学而范围天下”的教育思想，打破了当时“独尊儒术”的思想禁锢，为后来蔡元培校长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开辟了道路。
多年以后，在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李提摩太写道：“改革维新派强学会得到了总署大臣翁同龢与皇帝的师傅孙家鼐的同情和支持”，孙家鼐“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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