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插图书

图书工作室 讯：

因此，作家们多多少少曾处于防御心理而秉持这种观点：图画只是隔靴搔痒；文字才触及本质。古人习惯于把文中附带的插图看成审美退化的一种表现，这种观点与日愈固。自然，二十世纪也出现了很多伟大的例外，例如，雷金纳德·马什为多斯·帕索斯的小说《美国》所做的惟妙惟肖的素描，西科尔斯·诺尔在《生活》杂志中为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所做的那些大气磅礴的插图（未为出版的整本书做插画），包含在限量精装书俱乐部[2]发行的一整套精美书中，但这些例外往往弥漫着怀旧和收藏的气息。渐渐地，绘有书中人物的插图只出现在低俗杂志上。文学作品，即便装有纸封，仍采用静物或抽象符号绘制封面，或者干脆不配图。J.D.塞林格为《麦田守望者》平装本设计书皮时并未采用原精装本为装点毫无画面感的“褐色大楼”（塞林格传记作者原话）所用的可爱插图“旋转木马”，他的这一做法标志着文学作品摒弃插图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严格态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塞林格的那种做法也迅速在高中生和连环杀手中风靡开来。

当然，从某个角度看，威廉·詹姆斯和维吉尼亚·伍尔夫的观点再正确不过。对作品人物复杂心理的文字描写所产生的效果似乎会因插入的，毫不相干的伊萨贝尔·阿切尔和克拉丽莎·达洛维宴会服饰的画面而降低。插图内容直观，反成累赘，会毁掉作者精心铺设的效果，有时确实如此。（另一方面，尽管这两部作品早已被搬上荧幕，伊莎贝尔和达洛维夫人的形象也已确立并呈现在观众面前，但仍有人读这两部小说，书中所刻画的形象依旧如初，每每读来依旧让人印象深刻且喜不自胜。）

既然电影和文学作品现已共存百余年而平安无虞，那么，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世人对文学与插图的某些担忧。说得委婉点，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亨利·詹姆斯的写作风格。有些顶尖的小说家会采用极强烈的视觉风格，而且优秀的，逼真的画面往往会激发读者对内容的反应。玛丽莲·罗宾逊的小说《管家》似乎无需配上人物插图，因为书中语言的音乐感蕴含了强大的力量。可是，若托马斯·品钦的小说《万有引力之虹》配有泰龙·斯洛索普拿着空葡萄酒瓶子打大章鱼的形象插图，是不是读起来更有趣呢？爱德华·歌里只为约翰·巴斯的小说《烟草经纪人》设计了封面，假如歌里再为此部小说配上150张现场草图，描绘埃比尼泽·库克在新世界的不幸遭遇，那么，这部小说极可能书写一段传奇。或者想象一下迈克尔·查邦（Michael Chabon），他因一部描写连环画家的小说而获得普利策奖，但是，这部小说中关于连环画家的所有内容几乎像是在提示漫画家如何构思运笔：

诺斯达尔哲（Nostalgia）先生，四十四岁，海象胡，戴着一副金框眼镜，穿着比正常尺寸肥两倍还多的Reyn Spooner花衬衫（衬衫上的图案是棕榈树、锯齿草和挂有冲浪板的伍迪车），他正站在光滑水泥通道对面，涂着日辉牌荧光漆的展位后面，展位费花了五百美元，签名区下方摆着三张桌子，头顶上是一个长八英尺的塑料横幅，横幅上写着“诺斯达尔哲先生的邻居”，吃着一份名为瑞典鱼的甜点，一双眼睛滴溜乱转。

上段内容摘自查邦的最新小说《电报街》，内容但求画面感。图书加入艺术元素后更具吸引力的例子不胜枚举。马尼尔·苏瑞（Manil Suri）的作品《提毗之城》（The City of Devi）是一部启示性宝莱坞浪漫故事，人为添加了特殊影视效果，卡伦·罗素的作品《柠檬林中的吸血鬼》主要讲述了发生在身边的魔幻故事，其中包括人体中吐出蚕丝和活生生的纹身。这两部作品已在本月出版。不过，这类图书须用与《古格拉群岛》同样简单郑重的形式进行包装这一点多少显得怪异。

然后就是数字阅读器的未来，数字阅读器入侵了作家们业已安装的，以防止作品受胶片腐化的以理论为主的防火墙。读者借助电子阅读器可以阅读文本，查看图画，观看视频；融合了文本、图片和视频三种元素的跨媒介“图书业已面世，如2012年出版的《安静的历史》（The Silent History）。（电子阅读器同时会降低印刷成本，这也是出版社不提倡在书中配插图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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