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出版人眼中的美国出版业

图书工作室 讯：
美国每年有近7万种出版物，而中国则达到了每年20万种的出版速度。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出版业比美国更强大，相反，在这个以质量而非数量取胜的行业里，中国在许多方面需要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学习。但是，当代美国出版业也存在不少问题。安德烈·希夫林（Andr Schiffrin），一个在美国从事出版30年的出版人，在其作品《出版业》（The BusinessofBooks）中向我们讲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出版业的变化，令人羡慕的是，这些变化几乎贯穿在希夫林的出版职业生涯之中。

　　1990年，希夫林离开工作20多年的潘塞恩图书公司，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新新出版社（TheNewPress），继续着自己关于出版的职业操守：为社会提供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文化价值的图书。10多年来，希夫林出版了为数众多的有争议性的政治类图书、外国文学作品、非小说类作品和艰深的法律著作。到1998年为止的8年间，这家小出版社的书单上已经有了300多种图书。希夫林相信：“图书能否获得读者的认可，完全取决于它的内在价值，而不是它对账本的贡献。”然而，年过半百的希夫林不得不承认，他的努力在被大公司收购四起的出版业中简直微不足道，所有独立出版社的销售额加起来也占不到图书市场1%的份额。1999年，在美国5万家出版公司中，最大的20家出版社已经占有93%的市场，其中最大的10家取得了全部收入的75%，有30%的畅销书出自贝塔斯曼———兰登书屋旗下的出版社。五大媒体集团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美国的出版业，时代华纳拥有布朗出版社，迪斯尼旗下是希伯伦出版社，西蒙—舒斯特则属于维亚康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有收购了兰登书屋的贝塔斯曼集团和掌管哈泼柯林斯出版社的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时代华纳每年的销售额达到310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图书市场的销售额230亿美元，它甚至可以购买美国整个出版业。

　　资本完全渗透到出版行业之中，以利润为中心成为出版业不可逆转的潮流，出版短时间内没有多大销量的思想类、学术类、社科类图书的出版社或被其所属集团关闭，或者转而疲于奔命地经营畅销书，这使大众出版的图书品种越来越娱乐化，越来越单一化。而这正是希夫林忧虑之所在：生活在一个没有新观念的社会里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图书始终应该是一种观念产品，写书的人必须有话可说，而不是无病呻吟。希夫林自1962年26岁时加入潘塞恩图书公司以来，一直秉持着这样的观念。20多年间，希夫林在出版业建立起了卓越的声誉，他曾经在君特·格拉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40年前出版了《铁皮鼓》（TinDrum）。历史学家E.F.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疯狂史》、玛格利特·杜拉斯的《情人》，这些都是希夫林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作品。近三十年后，这些图书继续喂养着我们这些90年代进入大学的中国学生。希夫林不断地和英国企鹅出版社、世界各地的作家联系，出版各种各样包括小说、精神分析、政治类的作品。他同各种各样作家的交往令人心向往之，他认识令人生畏的、连查尔斯·狄更斯都看不起的英国文学评论家利维斯教授，他向文化研究的创始人雷蒙德·威廉斯约稿，出版萨特和波伏瓦晚年的作品。早在1965年，电子业巨头RCA就收购了兰登书屋，而潘塞恩图书公司在希夫林加入时就已经属于兰登书屋了。

　　英国也是如此，1970年，培生集团控制了英国企鹅出版社。20世纪六七十年代，潘塞恩并没有太大的利润压力并且深得兰登决策者的信任，所以，希夫林得以实现各种各样的出版计划。1980年，RCA决定出售兰登，几经转手之后，兰登花落媒体大亨塞缪尔·欧文·纽豪斯（S.I.Newhouse）之手。在这十年中，潘塞恩公司的编辑为了实现高额利润预算而东奔西走，寻找畅销书，并且屡获成功。但纽豪斯为了政治利益，言而无信，干涉图书的具体出版，甚至不惜支付巨额的稿费讨好政要。 

　　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压力，使得潘塞恩举步维艰，理想破灭，这最终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末潘塞恩图书公司编辑的集体辞职。

　　潘塞恩图书公司作为独立的出版社，是由一位出色的德国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在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以出版卡夫卡的作品闻名。希夫林的父亲“七星丛书”（Pleiade）的策划者后来加入了潘塞恩，致力于出版名著，比如《忒休斯》、《维吉尔之死》、《局外人》和安德烈·纪德的作品等，50年代，潘塞恩出版了中国《易经》的完整英文译本，日后对美国知识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出版的《日瓦戈医生》畅销600多万册。1961年，兰登书屋只用了100万美元就收购了潘塞恩，一举成为美国出版的巨头。

　　潘塞恩公司从独立到归属兰登，再到兰登被贝塔斯曼收购，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出版业的缩影，美国出版业走向了集中甚至垄断的趋势，大的媒体集团在出版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希夫林不无讽刺地指出：“如此说来，在今天的出版界，惟一会因为放弃原则而看不起自己的就只剩下作者了。出版商在乎的，只是怎样迎合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出版历程，希夫林虽然仍在努力，但是对于美国乃至世界的出版业他实在是悲观的。此时的中国，更需要思考出版业未来的道路。在国内，十几家出版社组建出版集团正在形成一种风潮，外国、民间资本也在伺机进入，图书内容的庸俗化正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这些问题困扰着我们，美国的出版业50多年的发展变化，相信对我们是有益的启示。至少，它告诉我们出版业的集中对于图书出版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客观地讲，出版在当代不讲利润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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