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出版家巢峰：中国出版界的一个传奇

图书工作室 讯：

资深出版家巢峰：中国出版界的一个传奇 

    巢峰老寄来了他新写就的《辞书记失》。去年底在上海采访他时，就知道他在总结《辞海》和其他辞书编纂的得失，文章已经陆续写好了一些。84岁，仍志在千里，笔耕不辍，好一个巢峰老！

    从新四军的小战士到走上红地毯，获得中国出版人最高荣誉——韬奋奖，事业辉煌与内心恬淡，是巢峰的人生境界。写巢老，起初，我想写他的“辞海春秋”，他参与或具体主持《辞海》编辑部工作四十载，这一经历是辞海编纂史上的唯一。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让我改变了初衷。如陈昕所说，当我以巢老人生走过的时代为背景，再去看面前的巢峰，感觉完全不同：巢峰，是中国出版的一个传奇。

    ——题记

    战士巢峰

    巢峰14岁时就成了新四军的一名小兵。从此，战士的品格与姿态，铸入了他的人生。

    上世纪90年代，巢峰在出版界有了知名度，看他的文章，听他讲话，锋芒犀利，像个军人。当时，他正带领着中国辞书界进行打假批劣的第一战役。

    第一战役的序幕，是巢峰拉开的。1992年10月29日，在中国辞书学会成立大会的闭幕词中，学会第一副会长巢峰从他的亲密同仁徐庆凯那里得到材料，针对会上揭露的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的严重错误，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词典，怎么能不加批判、抵制而任其流传？我以为我们的辞书编纂和出版中有一种堕落行为，评劣就是要与辞书编纂与出版中的堕落现象作斗争。我们要促使辞书事业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就一定要做好打假打劣的工作。如果让那些歪风邪气泛滥成灾，通行无阻，什么抄袭有理，差错有理，拼凑有理，那还有什么真理，那还要中国辞书学会干什么？”

    此后不久，批评《语言大典》的文章陆续发表，巢峰自己也写了《〈语言大典〉的教训》《刹一刹著书出书中的粗制滥造风——兼评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王同亿现象”剖析》等批评文章，矛头所向，直指辞书编纂领域沉疴：“王同亿现象”集中反映了我国辞书编纂和出版工作中三股歪风，即抄袭剽窃、粗制滥造和重复出版风。它们的出现反映了社会深层次的问题。他批评道：抄袭成风就会败坏学风、文风、党风，使学术界、辞书界、出版界、文化界腐败堕落。这种作风，拿来律己，则害了自己，拿来教人，则害了别人。这种作风是辞书界、出版界、学术界、文化界的大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敌。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铲除这种不正之风，我们的辞书事业才能健康发展，我们的辞书队伍才不愧为播撒文明种子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2001年，王同亿再次主编了《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又在此书中抽出字条，编了《新世纪规范字典》《新世纪字典》，继而用改头换面的手法出版了《高级现代汉语大词典》。就此，巢峰写了《辞书编纂必须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评〈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指出此书“是带有腐朽气息的落后文化的代表作”，“用落后文化的思想和知识去坑害年轻的一代”。此文是中国辞书界打假批劣第二战役的重点文章。

    一篇篇檄文，充满战斗的激情，保持着战士的姿态。

    这战士的本色，巢峰数十年不曾改变。

    战士的本色也体现在巢峰的业务工作中。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

    为赶在新中国40年大庆前出版新版《辞海》，向共和国献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1978年12月25日，首批《辞海》编纂人员进驻上海陕西南路25弄一处楼房。工作紧锣密鼓展开，一个个涉及编辑指导思想的问题接踵而来。

    “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些词条怎么写？对刘少奇等人物如何评价？对国民党以及台湾问题怎样涉及？对孔子、海瑞等历史人物作如何评价……主编夏征农派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编罗竹风专程前往北京寻求指导，谁想，二十多天后罗竹风无功而返。

    “还是国际歌中的那句话，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时过境迁，说这话时，巢峰已经波澜不惊，但作为听者的我，似乎仍能听到当时的拍岸惊涛。巢峰临危受命，在夏老、罗老的指导下，组织《辞海》编辑部展开讨论，并最终动手起草形成了“《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八条三十九款。这是怎样的一个“意见”啊！其中，大胆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等说法，这在1978年末，简直是“大逆不道”。

    好友为巢峰捏了一把汗，劝他“勿为天下先，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但巢峰此刻已将个人的荣辱安危置之度外，内心充满着激情：“那天，我和罗竹风拿着‘意见’去夏老家。夏老逐字逐句审定了‘意见’，一锤定音。面对种种担忧，罗竹风说得好，‘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大不了再打倒！’”老一辈革命者的风范，让巢峰更加坚定。

    “意见”在上海既没有得到明确反对，又没有得到明确支持。但在北京，却出现了转机。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翰伯看到这份“意见”，当即决定在国家出版局主办的期刊《出版工作》上发表，并亲自撰写按语：“《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涉及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特此发表，供各出版社处理有关书稿时参考。”

    看着面前的《出版工作》，巢峰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意见”在当时无疑是“天下先”之举，敢为者秉持着实事求是的思想，洋溢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让我们欣慰的是，‘意见’中的认识，与两年后中央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是一致的，其中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及二三十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是非得失的判断，是正确的。”巢峰说。

    今天，我们翻阅《辞海》编辑工作档案，已找不到当时有关情况的记录。也许，当事人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一切详细地记录下来。但这段历史，不仅写进了《辞海》编纂的历史，也写进了中国当代历史。

    学者巢峰

    1978年1月下旬，春节前夕，一张请柬送到巢峰手上。自从“文革”开始，这东西巢峰已是久违。

    应邀来到上海锦江饭店，一踏进小礼堂，满目皆是“文革”中的惊弓之鸟。会议是上海市委召开的理论文艺新闻出版座谈会，中华牌香烟、高级糖果招待着正在走出“文革”阴霾的人们。上海市委书记彭冲、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出席这次会议，议题是组织对“四人帮”的批判。

    此时的巢峰，虽还被压在“文革”中被莫须有强加的“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下，不是“自由身”，但由于《解放日报》组稿，他终于有了批判“四人帮”的机会。他和同事徐庆凯、宋存组成批判“四人帮”的写作组，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十篇批判文章，引起了来上海检查工作的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的关注。就在那次会议上，巢峰成为人才济济的上海市社联经济学会第一召集人。

    14岁参加革命的巢峰，小学没毕业，初中只读过三个月，但在上海，显然是被学界认同的一位经济学家。他的学识，来自长年累月的刻苦自学与实践。

    1953年，巢峰在《经济周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经济实务文章。第二年，他调入华东出版局做财务工作。1958年，没做过一天编辑的巢峰，一下子从上海市出版局调至上海人民出版社任副总编辑，主管经济学编辑室。巢峰掉进了知识分子堆里，王亚南、胡寄窗、于光远、许涤新、漆其生、沈志远、陶大镛等，都是他的作者。面对送来给他审阅的王亚南《资本论研究》、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巢峰捧起了《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读物，并开始频繁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报告现场，他走进马克思、恩格斯为他铺展开的世界，步履坚定、执著而急促。每审一部书稿，先找一堆参考书，书稿审完，书基本上也看完了。

    那个世界太丰富了，巢峰流连忘返。经济学是敏感的，实践给了巢峰敏感的品格，他对现实问题的感觉超过钻故纸堆的所谓学问家。他不迷信书本，在独立思考中不断斩获。几十年间，巢峰写下的经济学论文，累计起来，有数十篇。2007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本厚厚的《政治经济学论稿》，属于巢峰。

    在巢峰的论文中，最具批判锋芒与思想光辉的是发表在“文革”结束后的那些文章。“理论界尚处在拨乱反正的‘阵痛’之中，巢峰同志就触及到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实在难能可贵。”陈昕说出的是当时很多人的感觉。

    1978年8月21日，《文汇报》整版发表他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吗》，文章进一步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1980年，他的《社会基本矛盾有两对吗》再次直面重大理论问题，提出“如同世界本原只有一个（即物质）一样，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只能有一个，这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到底，避免天才论、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1981年，他在《不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一文中论述：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发达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绘制了不发达社会主义的蓝图，而“左”倾错误违背了不发达社会主义的道路。

    巢峰在他经济学论文中，论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消费经济学，强调消费是生产的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要以人民生活消费为出发点，消费是所有制的一面镜子。

    这些观点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争议，但在三十年前，说出来却是需要勇气与真知灼见的。

    做了一辈子编辑的资深学者徐庆凯评价说，巢峰这一阶段的经济理论文章，思想解放，观点鲜明，颇具独创性，而且有的放矢，针对性强，有益于拨乱反正，消除“左”的影响。

    巢峰是经济学家，是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除此，还有一个更独特的定位，那就是他是在出版领域实践着的经济学家。出版，是他磨砺思想与学术的场所。1983年，中国版协召开第一届理论研讨会。巢峰的《出版物的特殊性》成为中国出版理论研究的先声。之后，他陆续发表了《出版物的价值构成》、《图书市场竞争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图书生产》等理论文章，在当时这一领域的论争中，巢峰的文章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光辉，丰富着出版理论研究，为中国出版学的建设作出了独特贡献。他率先提出出版经济学的概念，还确定了中国出版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核心命题、主要范畴，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提出出版经营的科学方法论、图书效益论、市场竞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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