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读物：繁多时代的稀缺物种

图书工作室 讯：

科普读物：繁多时代的稀缺物种

常在一到两万册。和于丹一小时签售1800本、首印动辄上百万册的数字相比，达娃·索贝尔的吸引力和首印数简直不值一提，但是出版社和作者本人对这样的成绩都很满意，这正好勾勒出科普读物在中国的“少数派报告”。

　　科普书稀缺：读者喊饿，家长喊缺，图书馆采购难达标

　　如果仔细打量，你就会发现，科普读物不仅是小众读物，而且面孔多少年来几乎一成不变。1960年由叶永烈等人著述的最通俗最流行也最畅销的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在48年后依然是科普书籍中畅销书。而且由此衍生出的图书层出不穷：最新版、少儿版、少年版、最有趣的、影响孩子成长的，不管前面加上什么样的前缀，落款总是《十万个为什么》，仔细翻阅你就会发现有的新书只不过是把冷饭加点新佐料重新包装出炉而已。《少儿百科全书》也是一出再出，一版再版，只换外壳和包装。除此之外法布尔的《昆虫记》在国内也有这样的待遇。

　　2006年成都市在全民读书活动中，科普部分总共推荐了15种，而其中还包括《人民币知识问答》以及《农村金融知识丛书》。在去年网上流行的推荐给小学生看的25种科普图书中，多数是老一辈科学家的著作，谈家桢的《生命的密码》， 王大珩的《七彩的分光》， 张香桐《灵性的王国》、 贾兰坡《悠长的岁月》 和苏步青《神奇的符号》。也就是说哺育过父辈的科普读物，仍然是下一代的主要食粮。在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背景下，这样的经典科普读物不管是与现在的孩子知识架构对接上，还是在满足他们的渴求上，都有一定的差距。

　　两年前全国图书馆B2B商务恳谈会上传出信息，各地图书馆在馆藏图书的采编过程中发现，我国现存图书书目结构严重失衡。在现存书目中，专业类图书和科普类图书严重短缺，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图书馆的评估达标工作。到目前这种状况仍未明显改善。

　　不少科技出版社调整出版品种，改弦更张，专注生活类图书，养花种草，炒菜煲汤，编中国结织毛衣成了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主业。直奔“技术”而去，对科学这一块却有些冷落。图书馆馆长们会诊后得出结论，认为科普图书短缺与出版社和科普作者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有关。但症结果真在出版社吗？

　　出版社：找可以下锅的新米非常困难

　　湖南科技出版社在地方出版社中，不管是影响力还是出版数量和质量，基本属于坐二望一至少也进前三名。总编室主任林澧波认为：原创科普图书短缺，少儿科普图书更新速度太慢，远远落后于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他认为出版社也有自己的苦衷。并不是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放弃或减少科普书籍的出版，相反的是因为找不到优秀的科普作品可出。

　　一是科普作者难找。要把最先进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用最浅显最生动的语言讲述出来，他觉得这两个“最”就绊倒了好多人。国内现在一流学者具备了解和掌握高精尖技术的优势，但是一来忙于研究，主要精力放在写高深的论文上，没有时间写科普文章。第二是相对老一辈的科学家来说，现在年轻一辈的科学家的人文功底要差一些。也就是说，掌握了一流科技知识的科学家未必人人都能写出通俗易懂的好文字。

　　的确，忆往昔，科普名家名作俯拾皆是：竺可桢的《物候学》是众多科普著作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他的《论云》、《空中航行之历史》、《彗星》等优秀科普文章，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现在仍是科普方面的上乘之作。李四光作为大科学家也很热衷于写科普文章，写出了许多名篇，至今仍有着生命力，他的《看看我们的地球》真的做到了妇孺皆懂。华罗庚的《统筹方法》入选课文，成为优秀教材。建筑专家茅以升写过大量科学读物，如《二十四桥》《中国的石桥》。毛泽东曾称赞他：你的《桥话》写得很好。你不但是科学家，还是文学家呢。

　　而现在兼具科学家和文学家的人选却是寥若晨星。出版社找不到新米下锅，炒冷饭，炒剩饭就在所难免。

　　林澧波认为，在国外找好的科普著作也一样难。按说在与世界图书接轨上，湖南科技出版社起步算比较早的，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成功的案例，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发现同样困难重重。首先是找版权，发现一本好的科普读物，不是版权被国内的其他出版社抢先一步买走，就是根本找不到版权。二是必须找到某个领域的开拓者，而且门类不能太冷，也不能太偏。即使放眼全球，要想找到一流的科学家写的一流的科普著作同样是一道难题。原因很简单，并不是所有的一流科学家都能写出足够多的一流科普作品。就拿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来说，终其一生，他写的科普著作也不过一两本，而且有的还是与人合作的。看来，在简单、准确、生动这三个看似简单的“科普”标准面前，不仅国内的科学家败下阵来，国外的科学家达标的为数也很少。

　　至今让人兴奋的是1993年湖南科技推出的《第一推动丛书》，以《时间简史》为主打的9部科普图书，很多读者至今都忘不了第一眼看见身着黑色外衣系着大红腰带的《时间简史》时的兴奋。这套丛书不仅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强劲的科普热潮，而且让霍金的名字和《时间简史》一书在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2006年3月6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更是凭着以往优秀的发行成绩单得到霍金委托出版他未来一切著作中文版的“权利”。

　　截至目前，《第一推动丛书》已累计出版了三辑，共计24本，销售累计达百万册。这样的数字在科普图书的历史上也算一个小小的高峰。但在林澧波看来，十几年累计销量并不算太多。为了选一个好的科普本子，要跑好多展览会，参加全球的好多书展，可以说是踏破铁鞋。就算选定了，也要开好多次研讨会才能定下来。现在一年大约出40多种图书的湖南科技出版社回忆起当年《第一推动丛书》引发的盛况，也只是慨然长叹，余音真的不知何时能再续了。科普类期刊：在迷茫中寻找出路

　　人们对科普知识的追求和国内科普图书的短缺，正好给科普类期刊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舞台。科普期刊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鼎盛期，逐渐低迷，而现在在新一轮的改版和嫁接热潮中，科普期刊再次闪亮登场。一种是以《中国国家地理》为代表的老牌杂志改头换面，成功升级，在圈内目前有十万左右的发行量，但与欧美国家科普读物动辄上百万发行量根本无法同日而语。另一种是以《新发现》为代表的嫁接品种，他们主要内容引进国外最优秀的科普期刊。它们不仅在内容上紧跟最新的科技发展潮流，而且在制作和样式上也有了新的突破，跳出了科普类杂志低端化的老路，以优质的纸张和清晰的图片，与时尚类杂志相媲美。成为科普新贵，《新发现》虽然在时间上并不领先，但作为“欧洲科学人文杂志第一品牌”在读者中口碑不错。

　　主编严锋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认为科普杂志虽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科学不是这个时代的热门话题，这是个浮躁的时代，不流行可以让人沉潜下来的文化。而且从国内的科普杂志来看，他觉得种类和数量都太少了，同行间的竞争远没有展开。

　　说到组稿中遇到的困难，他也认为，国外科学家自己写深入浅出的科普作品，可以写得很生动，中国也有很好的科学家，但是一来他们习惯写严肃高深的科学论文，不习惯写普及生动的科普文章，二来是不愿意写，公众服务意识差，这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自己忙课题，没有时间写。而国内的科普作家与第一线的科学工作者形不成良性互动。

　　说到精美杂志带来的相对不菲的价格，严锋认为，这并不是妨碍科普杂志发行的主要因素，相反精美高端是杂志未来的必然趋势，也是时代使然。他认为，在阅读快餐化的背景下，科学杂志这种需要精读、细读、一读再读的杂志应该做出图书的感觉，承担起图书的使命。长期相伴，反复阅读，让人沉潜下来，与快餐式阅读一次化消费的杂志拉开距离。

　　《新发现》扩张的途径比较传统，靠的是读者之间的口口相传，现在这本科普杂志拥有两到三万的发行量。严锋设想，在内容跟得上的条件下，如果有轰炸式的宣传，杂志的发行量应该有大幅度的增长。但在目前的条件和国情下，对自己刊物的发行量，严锋坦称：从来没有期待爆发式的增长。

　　的确，在一个倡导科学文明和发展的社会中，科普读物的普及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和价值。它对一个民族和社会培育科学的眼光、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也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个世纪初寻找强国良方的有识之士提倡“科学和民主”、“打倒孔家店”，而在本世纪初，来了一个绝妙的轮回：请了一个世纪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现在依然是客人一般，还需要一请再请。而当初打倒的孔家店如今却成了座上客，风靡大江南北。

　　在席卷全国的一轮又一轮的“国学热”中，达娃·索贝尔的到来只是一个小小的科普事件，但也许对我们是一个善意的提醒：科普的路还长，同志仍需努力。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