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民国童书”杂记

图书工作室 讯：

淘“民国童书”杂记

◎俞晓群 资深出版人 

    那天朋友问我在忙什么？我说在淘民国书。他说自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凡38年。“文革”前30年（含“文革”），我们已经将那段文化肃清至极：“文革”后30年，我们又将那段文化打捞至极。你还想淘什么？我说发现了一个新的“文化板块”，令我产生阿里巴巴式的冲动！这个板块叫做“民国童书”。朋友说，民国老课本、老作文之类不是已经出烂了么？我说是啊，不过它们并不是“民国童书”的主流，只是“冰山一角”。真正高品质的“民国童书”，包括文库、套书、绘本等，我们当代人已经很少见到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和儿童书局等，出版童书达数千种之多。它们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在当时的世界首屈一指。正如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先生在《我的图画书论》中评价：“中国儿童书的出版，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达到了相当高的国际水平。”王云五先生也说过，他一生中编过三套最重要的文库，除了《万有文库》，还有《幼童文库》二百种和《小学生文库》五百余种。

    其实，“民国童书”最重要的好处，还表现在教育理念上。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说，社会对于儿童“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张宗麟先生在《幼稚园的社会》序中写道：“我们做幼稚园教师的要想免去罪恶，只有让孩子们到他们自己的社会里去，不要拉他们到我们的社会里来。我们最大的工作，只可以从旁帮助他们组织社会，供给他们需要的材料。正如园丁对于花木只能给肥料、水和调节温度，断不能使一粒种子在一天之内变成开花结果的植物。”将这些理念与今天的儿童教育对照，优劣所在，不言而喻。

    但是，淘书时我们发现，作为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文化硕果之一，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民国童书”就落于近乎全部散失的境地。我们在图书馆、老牌出版社、孔夫子旧书网、潘家园、作家的后人手中等，四处搜寻。版本缺失之严重，超乎想象。即使找到一些，由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战乱频仍（一·二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书的版权上还印着“国难后第几版”，让人感动），加上纸质很差，时至今日，破损情况十分严重。

    一百年前，孙毓修先生曾经编写一套《童话丛书》，出版两集77本，这也是我国首次使用“童话”一词。我们试图重印此书，但在上海图书馆珍本室中，仅找到四本，还有残缺：《海公主》缺一页，《幸运灯》缺下册。后来在蒋风先生那里找到了丛书第一册《无猫国》。耐人寻味的是，我们在日本一个大学图书馆中，竟然找到了全套《儿童丛书》。

    我们在一家图书馆珍本库中见到一本《民国老课本》，收藏前已经被孩子用蜡笔涂过，可见找到好版本已经很难了；我们在某出版社的书库中，见到一叠儿童文库，上手一碰，顷刻化为齑粉。由此预测，如果不及时抢救，十年之后，它们绝大部分都将成为纸屑。

    还有一点，那就是我们对“民国童书”的了解真是太少了。我们发现，叶圣陶先生早年还编写过许多童书；黎锦辉先生当年出版的八卷本《童谣》精彩至极，周建人、董纯才先生编写过大批科普作品，还有陈醉云、吕伯攸、陶行知、沈百英、王人路、吴研因等人的作品，其中包含着许多经典著作。对于它们，今天一些专门从事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们也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书。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点：其一，日本侵华战争的摧残。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轰炸上海，目标直指商务印书馆，造成总厂全毁，东方图书馆几十万册书籍片纸无存。一位日军司令写道：“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张宗麟先生在《幼稚园的演变史》序中记载，他在1930年写的《幼稚园的自然》和《幼稚园的社会》两部书稿，都在日军的轰炸中烧成了“焦尾琴”。松居直先生说：“很久以来，我作为一个日本出版人，常感到对中国负有责任……三十年代以后，由于我国侵略战争（使中国儿童书）蒙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发展受到阻碍。”

    其二，近60年的社会变迁，打散了“民国童书”的创作群体。查看背景，他们中的一些人或移居国外，或跑到台湾，或湮没无闻，或被冠以战犯、汉奸、反革命等身份。留守大陆的，又迎来一次次政治运动。这次我们为找书和处理版权，联系到许多作家的后人，他们讲了一些心酸的故事，听后催人泪下。“文革”中红卫兵抄家时，他们只能无助地站在那里，看着图书被销毁或拿走；剩下的书也要自己赶紧销毁，避免带来麻烦。所以“文革”后，再想完整地整理那些书，几乎是不可能了。比如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陈鹤琴全集》，稍加细读，就可以发现著作中的许多缺失，《儿童英文诗歌》找不到了，《好朋友丛书》不全了，许多全彩的画本都变成了单色。而最大的辛酸还不是这些，而是强大的思想改造，使当初那些思想单纯、才华横溢的人，变成了一个个复杂的社会人。我见到《陈鹤琴先生年表》上记载着，作为民国四大教育家之一的陈鹤琴先生，1982年病危时，口中不断喊着毛主席、周总理；还喊着“黄包”，因为那里面装着他的“入党申请书”。

    淘“民国童书”，有两个历史景象不断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再一是汉武帝时“孔壁遗经”的故事，我多想也能发现一堵今日的“孔壁”啊！这不算什么，毛泽东写给郭沫若先生的一首诗中说得清楚：“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还有他与林彪“关于焚书坑儒”的那段对话，说得更清楚，这里不再复述。

    此时，我却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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