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一位老译文编辑

图书工作室 讯：

话说一位老译文编辑

我干了大半辈子翻译文学的译文编辑，我很敬佩一位同行，她可说是我们译文编辑的模范，这位编辑就是倪延英大姐。文革后，她是我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同事，在文革前，她早已是新文艺出版社的老编辑。她一直做译文编辑工作，去世已有十多年了。

    译文编辑拿到一个选题，先要约请合适的人翻译，译稿来了要逐字逐句对照原文校订，既改正译得不合适的地方，还要让译文流畅，既信且达又雅。译文编辑做了大量工作，但过去在出版的译本上是不署名的。译文编辑真正是无名英雄。倪大姐正是这样一位无名英雄，知道她名字的人也就不会很多，但她校订过很多书，感激她的译者一定不少。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最早和倪大姐打交道，是在文革前，那时我在少儿社工作，新文艺出版社约我译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的长诗《海德马克》，责任编辑正是倪延英大姐。我按照自己译诗的方式译这首诗，真花了不少心思。例如一开头四句我译成：

    “世界上/一切都/去的去/来的来……它们上/哪儿了？/又来自/哪里？聪明人/愚蠢人/都一概/不知道，只看见/生的生/死的死/而已……”这四行诗的顿数（我变为中文的音步）是：3333//3332//3333//3332。接下来就照此顿数译下去。诗译好后，我交了稿。
可是没想到，倪大姐请我到新文艺出版社，很严肃地对我说，她看我的稿子太费事了，因为译文和原文不是字对字译的。我问是不是意思译错了。她说错倒不错，只是句子打乱了，不照原文排列。我只好跟她解释我译诗的办法。诗到底是诗，又要押韵，又要照顾音步，不可能照原诗句子直译下来。都是先照原文句子译出，再加以改动的。最后我开玩笑说，万一将来还有这种合作机会，我干脆先悉照原文字句译出，译成散文，请她审校完没问题了我再使之成为诗。她也笑起来，说她第一次处理这种长诗，没有经验，下一回知道了。她对我的解释很满意，于是继续校下去，再也没有找过我。只是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过这种合作的机会。

    文革后我和倪大姐共事，看到她对稿件真是极其认真，即使是大翻译家的译稿也不轻易放过。例如重印汝龙的契诃夫小说集，她同样逐字逐句重新校订一遍。她校订一本书跟自己译一遍花的精力真是差不多。读下来遇有吃不准的地方，她还请教别的同志。

    说起来，我们编辑部有两位年轻编辑俄文水平极高。一位是戴骢，他本人就是位翻译家，解放初期给苏联人当过翻译，文革期间又钻研古文，中俄文都是高水平的。还有一位是荣如德，他的专业就是翻译，我校过他的稿子，真是无懈可击。倪大姐请教这两位同志的次数最多。我经常看到她和戴骢或荣哥儿（就是荣如德）一谈就是半天，他们两位耐心给她举例解释，倪大姐非常虚心地听取。她走后，我看到他们都很累了。那位老太太实在认真！

    我不知道现在的译文编辑是不是还这样校订译稿。过去是这样做的，这已经成了一个传统。这样校订出来的译文书的确忠实可靠。但我后来觉得不一定有此必要，只要约稿认真，找到可靠的负责的译者，译出来一定不错，编辑只要仔细通读译稿，遇有不通顺处再校订原文便可。凡译文有疙瘩的地方，一定是较难译的地方，不妨推敲一下。再说译者有译者的翻译习惯，编辑也不宜照自己意思去改。我早期当译文编辑就有过教训。当时刚开始看别人的译稿，会觉得不顺眼，自以为自己的译法标准，就改人家的译文。还是老前辈陈伯吹先生教育了我。他是副社长，我准备发的稿要他审批，有一次他很客气地跟我说，译者没有译错的地方就不要动了。我一下子明白他的意思，应该尊重译者，我这才改变了做法，怎么能把所有译稿都改成自己译的一样呢！

    我们译文编辑就是做这样的工作，从外国文学作品中找到好书，约人翻译，对译文加以校订，出书。想到我许许多多同行，我忘不了这位倪延英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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