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还原一段红史波澜

图书工作室 讯：
继红学家周汝昌2003年推出的研究《红楼梦》随笔文集《红楼夺目红》之后，今年又相继出版了几本新书，如书海出版社出版的《红楼十二层》、漓江出版社的《周汝昌梦解红楼》和作家出版社的《和贾宝玉对话》，以及研究张爱玲《红楼梦魇》的著作《张爱玲与红楼梦》。

　　周汝昌带动红学热

　
　一时之间，87岁的老红学家推出大量新作的现象被一些媒体称为“周汝昌再次带动红学热”。一方面，周汝昌推出的多部新作得到了不少的关注，另一方面，周汝昌本人也成为许多媒体关注的对象。

　　好像是适时地，一本被称为是周汝昌回忆录的著作《我与胡适先生———几度红史波澜，一段传奇故事》将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周汝昌回忆了自己与胡适相识、相交的历史故事，把和胡适的相识称之为“一面旧城东”。在这本书中，周汝昌披露了几乎所有当年他和胡适的通信，并对与胡适交往的许多细节做了回忆。该书即将出版的消息传出之后，便受到许多的关注，胡适与周汝昌的交往问题再次走入了大家的视线。

　　周汝昌在《我与胡适先生》中，用这样一首诗概括了自己与胡适的交往：“平生一面旧城东，宿草离离百载风。长念有谓方为大，至今多士尚研红。”一首诗，肯定不足以讲述周汝昌与胡适交往的几年中的许多细节，同时，更不可能将另一位当事人胡适对这一段交往的回忆展现出来。周汝昌和胡适的交往到底是怎样的？周汝昌是怎么走向《红楼梦》研究道路的？

　　专文聚焦“胡适与周汝昌”学术公案

　　近日南京大学中文系苗怀明撰写了一篇名为《胡适与周汝昌》的论文，将这一令人关注的话题，又一次摆上了台面。苗怀明在《胡适与周汝昌》一文的开头称，胡适与周汝昌的交往历史“因有关文献的缺乏以及当事人说法的不一致而一度成为一桩学术公案”。随后，苗怀明根据胡适与周汝昌交往中彼此之间的书信、胡适与他人的书信以及周汝昌事后对这段交往的回忆性文字、文章等一系列资料，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与周汝昌交往的历史。在对资料的分析中，苗怀明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周汝昌本人在对待自己与胡适交往的这个事情上，表现出了前后三个阶段的不同态度，而周汝昌对此事的回忆又明显地和当事二人相交的真实情况存在着差别。

　　周汝昌在《我与胡适先生》一文中，回忆了自己和胡适认识的缘由：1948年1月18日，胡适看到周汝昌发表在《民国日报》图书副刊上的《曹雪芹生卒年》一文，对此很感兴趣，便写信给周汝昌，于是开始了和周汝昌为期两年多的交往。在胡适与周汝昌的交往中，周汝昌只和胡适见过一次，大部分的时间里他们都依靠书信来往。据苗怀明的论文统计，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胡适共写过6封信给周汝昌，周汝昌则写有9封信给胡适。对于只见过一面的胡适，周汝昌在所有的信件中都称之为“适之前辈先生”，而在《我与胡适先生》中，周汝昌对胡适的评价是这样的：“据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称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唯有胡适之能够得上一个‘大’字。”

　　苗怀明在论文中称，在胡适与周汝昌二人的通信中，周汝昌多是向胡适借书，以及请教和审读一些文章，胡适则给予这个后辈尽可能的帮助和指教。苗怀明在文中还指出，在周汝昌的“成名作”《红楼梦新证》出版之后，当时已身在台湾的胡适问询之后，在几次向友人写的信件中，都对周汝昌的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并称周汝昌是其“‘红学’方面最后起、最有成绩的一个徒弟”。而另一方面，周汝昌却并不认可自己是胡适弟子这一说法。苗怀明称，周汝昌曾撰文称自己与胡适的交往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相认、借书并讨论、因意见不合而争执。苗怀明在论文中的观点认为，从胡适与周汝昌的信件资料中可以看出，胡适与周汝昌之间虽然的确有几个问题观点不一致，但信中并没有透露出如周汝昌之后回忆中所描述的那样：有激烈的争执。“这是周汝昌日后虚拟的一场激烈争吵。”苗怀明在文中说。

　　周汝昌写作《红楼梦新证》两个缘由

　　另外，苗怀明还对《红楼梦新证》的写作缘起这一问题上，周汝昌出现的前后两个不同答案给予了阐释。之后，他在文中指出，周汝昌称自己是在和胡适就《红楼梦》版本等问题发生争执之后，就刺激了他写《红楼梦新证》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对于这个问题，周汝昌在《我与胡适先生》中并没有专门的叙述，只是提到了在他和胡适交往的两年多时间，是他研究《红楼梦》起步中最关键的时间。周汝昌在《我与胡适先生》中，这样回忆道：“至于论学，恕我斗胆妄议：胡先生似乎广度盛于深度，看事论断，有时缺乏‘历史透视力’，伤于简、浅、显三个字。但在这一年之间，我从胡先生那里获益匪浅，又得他指示途径，无所保留（俗言：”留一手儿’）。

　　诚意至深，倾‘囊’相赠———这仍然要归属于那个不自私的品格上去。这样，人品就高尚，就令人尊敬怀思了。“

　　苗怀明最后还指出，周汝昌在文革后至今这段时间内，常常在回忆性文章中提到自己与胡适的交往。但令人费解的是，“在谈及与胡适的交往时，他（周汝昌）总是带有一种不满和怨气，所述诸事与史实相差甚大，而且对胡适红学研究的成就和贡献评价甚低。”苗怀明表示，从现在能看到的史料中可以发现，真实的情况和周汝昌的回忆是有着很大出入的。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恐怕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周汝昌在当时书信中所说内容与内心实际所想完全相反，即表面上听从胡适的建议指导，对胡适的种种帮助感激不尽，私下里却对胡适十分不满，满腹怨言；一是周汝昌后来的回忆有误，几乎达到了重构历史的程度。”苗怀明如此说。

　　就如苗怀明在文章中所说，胡适和周汝昌都是研究《红楼梦》的大家，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不仅涉及到二人的关系，甚至也涉及到时代社会、学术风尚、文化潮流等等问题。因此，胡适与周汝昌的关系，是“不可不辨”的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