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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工作室 讯：
5月13日，北京，在5月6日畅销书《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作者袁腾飞通过人人网发出《给磨铁图书的律师函》、《关于“玩意3”为非法出版物等的郑重声明》及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总裁沈浩波在自己微博上回复的《敬告袁腾飞：不能如此厚颜无耻！》的文章，标志着袁沈两人矛盾公开化的一个星期之后，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高调召开了“袁腾飞诉磨铁违约事件新闻发布会”，面对到场的由出版人、评论家、版权专家、作家组成的“观察团”及40家媒体记者，磨铁图书总裁沈浩波花了近1个小时的时间，以PPT的形式“全裸”公开了与袁腾飞的合同细节、支付凭证、销售数据、全国发货明细台账，并对此进行解说。这意味着双方矛盾的升级还是寻求解决途径的一种方式呢？沈浩波解释：“事件本身的对错，相信法院会有公正的判定，但此事件本身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版税之争，更多的是让人们看到了出版行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有机会去探讨和解决这些问题。”
自从两人 “开战”以来，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到底谁才是“背信弃义”不讲诚信的人？双方都备受质疑，这一事件给双方都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听沈浩波讲述的过程中，不管是观察团成员还是媒体记者都有一个疑问，沈浩波此刻向大家讲述的一切如果跟袁腾飞也讲一遍的话，是否还会有今天的极端事件发生呢？
显然，“袁腾飞事件”不是一个独立事件，发生在出版社与作者之间的纠葛，在书业中，历来是屡见不鲜，争议原因也大多是对“印数和版税”的分歧引起的，只不过，少数矛盾以这种极端方式公开了，而更多的分歧因为双方的“克制”没有爆发出来。总之，类似的事件，绝大多数出版社肯定都碰到过。
同样的事件，也几乎是同样的原因，为什么接连不断？又为什么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这类事件的发生，是出版社或者民营图书公司的原因亦或是作者的原因？是法律的漏洞？还是因为完全是诚信缺失造成的呢？在磨铁与袁腾飞的争议中，出版人或策划人、创作者，应该从中思考到什么呢？
沈浩波“愤怒”之后感到“无力”？
沈浩波受伤了，这或许是所有到场媒体记者共同的感受。
5月6日，袁沈矛盾公开化开始，沈浩波说自己“愤怒的情绪会更大一些”，但随着矛盾日益升级，媒体大多以“沈浩波拖欠袁腾飞176万元”的标题报道放大这一事件时，沈浩波又坦承“自己感到无力”。
据沈浩波介绍，磨铁这些年为了建立诚信准则，在合理合法做得更透明上，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但是却依然因为“诚信”问题受到质疑、指责，甚至被起诉。沈浩波表示，自己愤怒之后是深深的无力感：“因为在我们自己看来，这个事情我们是占理的，而且作为出版策划方也是属于强势的一方。但为什么我却没有能力去应对？”
从磨铁公开的数据来看，截止到今年4月30日，《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1》印数是517216册，净发数量是479063册，新华、民营、特殊渠道及其他总共加起来的实际销售数量是230898册；《历史2》印数379700册，净发数是333998册，实际销售数量是114762册。因此截止到2010年4月30日，根据合同约定的版税率，磨铁应付袁腾飞 “图书实际销售版税”1119899.58元人民币，而截止到2010年4月30号，北京磨铁图书公司总共向袁腾飞一方支付了200万元的版税。这个数据当然与袁腾飞说“磨铁欠他176万元”的说法相去甚远。而记者也相信，袁腾飞向法院申请“要磨铁支付版税人民币1763712元”的诉求也不是无根无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磨铁在销售数据上造了假？还是创作者无的放矢呢？
沈浩波强调，根据国家的会计准则，确认销售的方法是发货方和客户（书店）经过双方的对账最终确认下来的，不是自己弄出来的数据。记者采访北京新华传媒集团总裁王笑东，他坚决地表示，不管是出版社还是民营图书公司，在图书销售数据上不可能做假。首先很多民营公司都引进了风险投资，如果销售数据上造假，肯定过不了层层的审计关卡。现在出版发行单位的软件系统都是新闻出版总署规定使用的，民营公司不可能为了某一本书而更改数据，假如更改，系统上会留有更改记录，很容易就能查出来。针对这一点，北京出版发行物流中心网站总监张京超也证实：“我们并不回避所发行或者所销售的数字，而且在网上能够查到北京新华书店实时销售的数字，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信息传递。”
如果磨铁的账目没有问题，难道袁腾飞说磨铁欠他176万元的版税是空穴来风？记者并不这么认为，袁腾飞肯定有他自己的依据。遗憾的是，记者因为无法联系到袁腾飞本人，而无法得到他的解释。
那么双方为什么产生这种分歧呢？这种分歧产生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信息不透明、不畅通引发双方误解
对于作家来说，“隐瞒印数和拖欠版税”或者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情。著名作家虹影说，就她认识的绝大多数作家都有“出版社或者民营公司隐瞒印数”疑虑，或者遭遇到拖欠稿费的事情，“每年从国外回来，第一事情就是找出版社要钱，每次搞得特别不高兴”，她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出版商和作家都重新思考一下彼此的关系如何更规范、更秩序化。
《 说春秋》的作者贾志刚也表示，与出版社打交道的过程中，最担心的还是隐瞒印数和拖欠款的问题，“不过现在合作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合作感觉很轻松”，他介绍，广西师大社的做法比较透明，销售数据可以适时地沟通，他也直接去过印厂，看不到他们有刻意要隐瞒的地方，都很坦率。记者也随机调查了3位网络写作者，他们与经常同出版社打交道的专业作家有很大不同，对于出版社行规更陌生，王瓷玫茶说：“最担心就是写了书出不了，出了书拿不到钱。”谢宏说，他最担心的就是合同签字后，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章无计最担心的是“隐瞒印数”。《做单》作者胡震生说，他接触了很多出版商或者民营策划商，大家首先许诺给他的几乎都是“别人都骗你版税，我不骗你版税”。他透露，其实他跟沈浩波也有过类似的矛盾，只不过最后大家沟通协商解决了。
针对作家最担忧的问题，出版社或者民营图书公司又做了什么呢？
正如胡震生所言，不管是出版社还是民营公司都没有建立一个机制，定期的哪怕是按周、按月算，来告诉作者现在销售是什么情况，作为一个作者，自从跟出版社签完字之后，就感觉是签给了一个“黑洞”，完全看不到自己的销量发生了什么变化，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
接力出版社副总编辑黄集伟认为，这一事件的发生，从文化的终极意义上来看，还是诚信体系的缺失和崩溃
其次是法律体系构建有待完善，出版业没有《出版法》，出版业的商品跟别的商品不太一样，边界界定比较困难。工业产品的边界是刚性的，但图书这种商品，还不完全属于创作者，出版社拥有编辑权。
华文天下总编辑杨文轩表示，作者和出版商之间的误会是愈演愈烈，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实际销售情况，书店零售和回款时间，这中间是有断点的；一个是信息不透明，而变成相互之间的不信任。这些矛盾可以通过内部的信息化机制来解决。但是有些外部问题，需要其他的渠道来配合，譬如新华书店等提供一些数据也是打包数据。要从根本上解决信息化问题，是一个大的产业问题。
出版业竞争日益激烈，要注意什么？
听完磨铁的讲述，作家出版社编辑室主任王宝生质疑，为什么磨铁不早一点把这些东西讲给袁腾飞听，以消除误解呢？这或许也是大多数人的困惑，既然磨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没有拖欠袁腾飞版税，为什么还会让自己陷入被质疑的境地呢？
这一问题或许直指所有类似问题发生的核心点：双方缺少沟通。沈浩波本人也承认：“我们公司每年有七八百位作者，到现在都很难真正建立一个完善的版税机制，现在沿用的版税报告仍然非常简略，只涉及到发货、库存、结算。”这样的版税报告是非常不人性的，因为这样的版税报告跟作者之间缺少交流和沟通。记者最新了解到情况，磨铁内部正开始清查版税的问题，将制订一个完整的流程，每个月或者每周定期给作者报告销售量。这一点值得所有的出版社或者民营图书公司借鉴。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副秘书长黄国荣也提醒了出版商和作者，这个事件暴露了双方制定合同时的一些缺陷，双方需要在一些合同细节上再完善并达成共识，比如预付款、保底数、实际销售计算数量等方面需要更加明确，才能不产生误解。文学评论家解玺璋认为，建立和完善代理人制，既解决作者对版税的担忧之情，又帮助出版社找到适合自己的稿源。
在出版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畅销书运作日益成熟，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教授叶新告诉记者，签约专属作家是畅销书运作一个比较常见的手段，这种方式也越来越被中国的出版商所采用，但是相应的机制并没有跟上来，像合同的预付款和版税机制、优先权机制、代理人机制、信用机制、编辑和作者的稳定关系等等，合同中还忽略了作者的成长性，因此在中国出版界就经常上演把一个默默无闻的作者培养成畅销书作家后他却另觅高枝的一幕。 万榕出版公司总编辑瞿洪斌指出，出版公司和作者之间有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彼此在销售上的分歧？很多作者可能会把发货数认为是销售数。对于创作者来说，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辨别方式：看审计认可的销售数据。因为从严格的财务角度来讲，审计认可的销售数据才是真正的结算数据，这个数据，图书公司还是出版社都不可能造假。不过，对于作者来说，在签订卖稿合同之前，最好还是对出版业一些基本行规有所了解，譬如印数、合同基数印数、净发数和实际销售数这种专业名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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