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新城：《辞海》出版的功臣

图书工作室 讯：
舒新城（1893—1960年），原名玉山，学名维周，字心怡，号畅吾庐，湖南溆浦人，以教育家和出版家称誉于世。纵览舒新城的一生，大致以193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他致力于教学实践和教育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国外道尔顿制的鼓吹，和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整理等方面，成绩斐然。仅1924年至1928年秋，前后5年多时间，他共编著了各类教育书籍17种，20册，405余万言，[1]堪称一位多产的教育家，为当时教育界所推重。可以这么说，舒新城个人的这种影响和经历，是他后来进身出版界，入主中华书局编辑所的条件与基础。舒新城与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从相识，到相知，到共事，虽缘于两人在改革中国教育制度方面的志趣相投，但亦不排除以教科书为大宗业务的中华书局，有借重舒新城在教育界的地位作号召这层考虑。舒新城最终舍教育而事出版，陆费逵没少费周折。
　　1922年秋，舒新城在吴淞中国公学任教时，陆费逵来校演讲，两人一见如故，从那时候起，陆费逵便有意约他入中华书局任职，请他主持中华书局的教科书编纂工作。翌年一月，两人再次见面时，陆费逵重申前请，舒新城以他不愿管理事务为由婉辞。1925年6月，舒新城因学潮由川被驱返宁，这在他人看来，对舒的清誉有损，而陆费逵却对他更加钦佩。[2]该月，舒新城来访，陆费逵再次邀请舒入局任职。舒新城坦诚相告自己私人办立学院的理想，以及打算编纂词典售稿筹款的计划，陆费逵不便相强，仍尽全力相助；陆费逵以他在出版界20年的经验，建议舒新城首先编辑百科性质的辞典，至于出版，答应代刊，于必要时可购稿或预支版税，在资料查找上，中华书局图书馆也将尽可能给予便利。[3]在时局不靖，售稿不易的情况下，舒新城若没有陆费逵的承诺，是不敢贸然组织班子编写数百万言的百科辞典的。1927年4月，舒新城编辞典经济不支，向陆费逵提出，陆费逵当即答应从6月份起，每月垫付300元。[4]这部辞典因之得以顺利完稿，并于1930年由中华书局以《中华百科辞典》的名字出版。陆费逵的恳挚友谊，舒新城是不可能不心知的。1928年3月，陆费逵得知舒新城不打算去河南任教，立即给他写封长信，约请他主持中华书局启动多年而搁置已久的大型辞书——《辞海》的编纂工作。舒新城虽不愿放弃理想，亦不愿受到约束，但终究情谊难却，应承了下来。4月23日，舒新城赴沪与中华书局签定主编《辞海》契约。[5]事后，陆费逵再一次旧话重提，邀请舒新城担任中华书局编辑所长职务，舒新城仍不肯爽快答应，推以将来再说。舒新城接手《辞海》以后，先设编辑室于南京，后迁至杭州。1928年10月，陆费逵为了解《辞海》编纂情况和筹备西湖博览会，去杭州数次，每次必老调重弹，可谓锲而不舍。[6]他之所以如此，细究其中原委，应该包括两层因素：其一，中华书局自1925年戴克敦去世以后，编辑所长职一直由陆费逵临时兼任，陆费逵身为总经理，事多任重，不胜劳苦可想而知；其二，编辑所长是个要职，非有能力有影响的人不可为，舒新城的资历和条件各方面都合乎要求。经过多次的说服工作之后，舒新城最终答应下来。1929年11月10日，双方正式签约。1930年1月1日，舒新城走马上任，[7]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编辑出版家的生涯。
　　中华书局编辑所是一个家大人多的“大摊子”，主持这项工作确非易事。随着舒新城本人的迁沪，杭州的《辞海》编辑室也随之撤消，合并到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另立较完整的辞典部，舒新城兼任了一年的辞典部部长，后因所内事务繁重，无暇顾及，转交他人。另外，舒新城还长期兼任中华书局图书馆馆长、中华函授学校校长等职务，事情之多之杂可想而知，好在此后的舒新城，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到出版事业中，把出版工作视为自己未来事业的重心和人生的园地，虽苦虽累，亦不太以为念。
　　舒新城办事谨慎稳重，跟陆费逵果断决行的作风形成互补，两人相得益彰。陆费逵曾评价舒新城，说他治事能深入社会，修己能超脱社会。[8]这既是对他为人品格的大力褒扬，也是对其工作能力的充分肯定。作为一个教育家，舒新城怀抱着匡时济世的雄心，确有其理想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他又能清醒地认识现实处境，同时兼具务实的一面。作为一个民营大出版企业头脑中枢的编辑所所长，作为书局大计方针和出版计划的制定与决策者，舒新城很好地理解了社会文化发展与企业商业利润之间的关系，力求将两者协调起来而不至于顾此失彼。1932年，因《图书评论》主编刘英士的约稿，舒新城曾写了一篇介绍中华书局编辑所的文章。文章中有一段文字具体阐明了中华书局编辑图书的一般原则：
　　中华书局在形式上与性质上，虽然是一个私人企业机关，但对于国家的教育和文化，同时也想顾到。因为要谋公司的生存，不能不注意于营业，同时觉得过于蚀本的东西，又非营业所宜。在这“左右为难”的境况中，我们只好两面都“打折扣”。这就是说：凡属于营业有重大利益，而与教育或文化有妨碍者，我们弃而不作；反之，某事与教育或文化有重大关系，而公司要受较大损失者，也只得弃之。换句话说，我们只求于营业中，发展教育及文化，于发展教育文化之中，维持营业。[9]
　　正是有这样一个务实原则的指导，才有1930年代中华书局营业的蒸蒸日上，同时又不失一个大出版机构的良好声誉和社会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陆费逵选择舒新城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可谓得人，而从双方的彼此评价中，也可看出中华书局将相之间的协调与一致。1935年，舒新城编辑所长5年约满后，陆费逵坚决要求舒续签。1937年，中华书局的业务因“八·一三”事变的爆发大受影响，组织上拟进行改革，总经理下设出版、印刷两经理，陆费逵拟请舒任出版经理，当舒表示不愿干时，陆费逵又想于总经理下设秘书、稽核两处，由舒任秘书长。10月，陆费逵又主张请舒任协理或经理兼总办事处长，舒以责任重大未敢应允。尽管如此，陆费逵仍在遗嘱上写明：万一本人不幸，将公司职务及个人股权委托舒执行，且令其子听从舒之命令。[10]陆费逵对舒新城之器重，由此可见。
　　谈舒新城与中华书局，不能不特别地提到《辞海》。一方面，《辞海》是中华书局局史上重彩的一笔，值得大书特书；另一方面，舒新城对《辞海》所作的贡献格外突出，令人追忆感怀。1928年4月，自舒新城与中华书局的一纸契约，《辞海》的编纂工作便真正地步入了正轨。南京、杭州两地，舒新城招募人员，日夜编辑，虽然不克有成，却也积累了大量有用的资料和不少有益的经验。1930年舒新城入主中华书局编辑所后，《辞海》后来的实际工作虽由沈颐先生主持，舒新城作为直接的领导确也没少费心血。1936年《辞海》对外发售预约，舒的日记中记下了大量出版前的琐细工作，如定稿、发排、校对、定价、样张等事务性活动，均亲自予以过问，倾注了很多精力。特别是对《辞海》中涉及日军侵略的政治性条目，舒新城坚持站在爱国立场，不同意删除，保持了民族气节，深为后人称道。1944年，留守上海的舒新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又主持了《辞海》缩印合订本的出版工作。该合订本以剪贴代替排字，既便于读者检索，又可节省纸张，降低定价，适合当时普通读者收入微薄的购买力。1947年合订本出版后，极受读者欢迎，一再重版，起了《辞海》普及版的作用。[1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又是舒新城的大力主张，修订《辞海》的建议，得到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赞同。1958年“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从中华书局退休后的舒新城被任命为主任，继续为《辞海》的编辑工作努力。[12]《辞海》老树新枝，新的形势下被赋予了新的内容，适应了新的要求。舒新城生前虽未看到修订版《辞海》的出版，但由于他建国前后两度主持《辞海》工作，他的名字已与《辞海》共长存，永远活在千百万读者的心中。这正是一个出版工作者价值追求的最高目标，和人生意义的最高境界。
　　
　　注释：

--------------------------------------------------------------------------------

　　[1]谈宗英：《从教育家到出版家》，见《中国现代著名编辑家编辑生涯》，50页，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
　　[2] 王震：《舒新城传略》，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7辑），385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3] 王震：《陆费逵年谱》(上)，《出版史料》，1991年第4期。
　　[4] 同上。
　　[5]王震：《舒新城传略》，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7辑），385页。
　　[6]王震：《陆费逵年谱》(下)，《出版史料》，1992年第1期。
　　[7]同上。
　　[8] 舒新城：《舒新城日记》，《出版史料》，1988年第1期。
　　[9]舒新城.：《中华书局编辑所》，《图书评论》，1卷1期，1932。
　　[10]王震：《舒新城传略》，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7辑），389页。
　　[11] 钱子惠：《<辞海>的前前后后》，见：《回忆中华书局》(上册)，165～166页。
　　[12]王震：《舒新城传略》，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7辑），392—395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