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在寻找家园还是在流放自我

图书工作室 讯：
据报道，在日前召开的“改革开放３０年之文学话题研讨会”上，叶兆言、阎连科、王尧等作家、评论家对过去３０年中国当代文学作了简单评价，其中叶兆言将作家当下的状态比作“丧家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一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一方面却“寻找不到精神家园”。
对于叶兆言把当下作家的状态比做“丧家犬”这一提法，我比较认同。但眼观四周，时下还有不是“丧家犬”的群体吗？当常识被颠覆为“反动言论”，当他人的苦难成为自己晋身的筹码，当良知和正义四处遭遇亵渎时，谁敢站出来说，我是个有尊严感的人？考虑到叶兆言的职业特征，他对作家群体生存状态应该有更具体深刻的体味，爱之深责之切，做出“丧家犬”这一比喻时，恐怕他有着良苦用心。但是，叶兆言在会上提出的另一个观点：作家群体“现在确实处在一个找不到家的感觉，寻找不到精神家园”，我认为有待商榷。
对基督徒来说，他的精神家园在天堂，对佛教徒来说，他的精神家园在佛国净土。可作家有一个固定的精神家园吗？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作家，但他信靠上帝，克尔凯郭尔是作家，他也信靠上帝，而我们中国作家信靠什么，又在哪里寻找精神家园？鲁迅作为现代作家的偶像人物，一直在强调他彷徨于无地，从来就在精神领域没有过家园感。
也许，我与叶兆言的分歧在于对家园的理解上。丧家，首先是因为有家。如果没有家，一直在路上流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当有家之后，被驱逐出来，才是丧家，才惶惶不可终日。
现代文学的背景既有民族危亡意识，也有个体反抗色彩，亦有文字本身的流变影响，种种一切促成现代文学的分娩。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用艺术改变国民性。所以，现代文学一诞生，就表现出对现实社会批判功能的追求，而不是单一的美学追求。鲁迅之所以被奉为文坛泰斗，首先是秉笔直书时的正义感和剖析批判社会的深度。而现代作家的声誉，即源于此。进入现代以来，大批以批判社会为使命，仗义执言的作家群体种种妙手文章，使得作家这一符号披上了寻找精神家园的光环。
爱屋及乌，作家这个职业群体，到现在依然有很强的光环效应。不过，事实上，到底什么人是作家，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难区分的问题。难道说写了两本小说，或者发表几篇诗歌散文，就是光荣的中国作家？但目前现状如此。可这跟现代作家秉笔直书，承担社会责任的书写传统有什么关系？
在所谓的中国作家队伍中，还有一种人一直从事纯文学的写作。我尊敬那些通过写作进行他者和自我救赎的人们。在这些从事纯文学写作的作家群体，大抵都有自己个体性的精神追求，而这一群体在当下越来越媚俗的出版市场上，越来越显得面目模糊。精神追求尽管是个体性的，但在一个生活世界比艺术世界更艺术的时下中国，是坚持常识写作，还是坚持先锋写作？当纯文学的叙述方式可以绕过现实的藩篱时，是寻找家园还是流放自己？
纯文学常常是通过叙事上对现实的隐喻功能来承担它的价值追求的。而当下的纯文学作家，据我了解，更追求文本的先锋性和叙事的隐喻性。如果说，莫言等人对现实的隐喻性批判还可以和读者建立一个相对畅通的阅读渠道；而新的纯文学作家，不但追求对叙事的隐喻色彩，在浮躁、媚俗、功利等等颓废的精神征兆之笼罩下，很多纯文学家如一条孤独的鱼，沉入个体生活迷乱的海底，他们的言说在摇摆中寻找个体救赎的出口时，是多么软弱无力。
作家是“丧家犬”，显然不是毫无根据的。只是，作家要寻找的家园之家，到底指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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